高務實笑了笑，道：“沒那麼簡單，這裏頭有一個制度性的問題你沒注意到。大明雖然沒有農奴制，但並不是隨便一個農民都能自由選擇去‘打工’的。”
劉馨愣了一愣，遲疑道：“有什麼限制？”
“我看你都快脫離羣衆了，進城打工肯定比在鄉下種地或者當長工賺得更多，你以爲農民就真的不知道嗎？至少其中一部分肯定是聽說過的，那爲什麼以京華爲首的這些工廠、礦山之類，還是很少招到來務工的農民？”
高務實哼哼一聲，道：“打個比方，我哪怕不當官了，也沒有什麼爵位，那我也能全國各地滿到處亂跑，爲什麼？因爲我是讀書人，我就算不當官了，也是士人羣體的一員，我有這樣的權力。
但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可以這樣做嗎？顯然他並不可以，因爲他哪怕只是離開本縣去辦點事，都需要有縣衙給他簽發路引。如果沒有路引，他就哪都不能去，否則便是違法。
好，那麼我回頭來問：要想推動大明現在的所謂‘資產階級萌芽’，當然首先得發展工商業，讓這些從事工商業的人羣日益擴大，進而形成第一批的所謂資產階級。
可是，如果鄉下的農民根本不能離開鄉下，那我所構思的通過收入差來吸引農民轉行成爲工人又怎麼可能實現呢？”
“哦，原來如此！你拐了這麼大一個彎，就是想說必須廢除路引制，從而給農民進城務工創造先決條件，是吧？”
“那是自然。”高務實嘆了口氣，道：“所以我才說，一旦要改革，很多問題都是錯綜複雜的，你動了這一條就會引出那一條，甚至引出很多條……大明本來是個農業國，那它的各項制度本質上肯定都是爲了維持這種農業國的生產製度而設計的。
我既然要推着它走向資本主義，那必然就要把這‘各項制度’都往資本主義需要的方向去改，然後纔可能實現‘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符’的理想狀態。否則，哪怕我用權力、暴力去強壓，最終也只能搞出一個畸形怪物來。”
劉馨郝然道：“你說得沒錯，在這一點上我承認我的確有點‘脫離羣衆’了，因爲我確實從來沒有受到過路引的限制。以往我出行，只要家丁報上家父的名號，自然是通行無阻的。
後來到了……到了高家，那就更不用說了，沿途無論抵達何府何縣，當地官員若非因爲我是女子，只怕恨不得親自跑來迎接，還要拉上當地名流，鋪陳設宴好好款待一番才覺心安。
即便是現在，我路過某地之時，當地官員雖然不好親自來見，卻也一定會派人前後打點，送上一些新鮮果蔬之類，再派人爲我這一行人安排食宿或者開路引路。
高務實笑了笑，沒有接茬，只是道：“總之所謂路引，就是封建社會爲了限制人口流動，將人口束縛於土地上的一種措施，大明雖然沒有廣泛的農奴制，但路引制度無疑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要知道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里最重要的稅就是人頭稅和土地稅，如果人跑了，地荒了，那要上哪兒收稅去？因此，爲了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就必須限制他們流動。
但是人畢竟有時候還是必須離開所屬地的，比如社會總還是需要有人外出經商，而普通人也難免會有探親訪友的需求，於是‘路引’也就出現了。
我是編纂過《大明會典》的，這些規矩我很瞭解，例如‘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渡關津論。’
然後便有‘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外出境者絞，守把之人知而故縱者，同罪。失去盤詰者，各減三等，罪止杖一百。’你看，這些規定何其嚴厲。”
劉馨沉吟道：“那這個‘路引’想要得到的話，容不容易？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可能只需要搞一個變通的法子來，這樣引起的麻煩可能會小一些？”
“當然不容易得到。”高務實搖頭道：“尋常人申請路引其實很麻煩，先要向本鄉里甲申請，再呈報州縣審覈，覈准之後發給路引。這路引要註明姓名、年齡、住址、出行事項原因、起止地點還有返回期限。
搞得如此複雜，原因說穿了只有一個，家裏的地還等着你去種呢，趕緊回家種地去，沒事少特麼瞎逛！
哦，對了，搞路引的也不是隻有大明一朝，這種路引制度其實是所有封建王朝的必然選擇，只不過漢唐叫‘符傳’、‘過所’，宋朝叫‘憑由’，反正目的都是爲了限制人身自由，把人束縛在土地上，穩定社會秩序，只不過換個名字叫法罷了。”
劉馨聽他這麼一說，不由得擔憂起來，問道：“既然這麼重要，那你打算找個什麼理由來改掉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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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來打算今天上午去搞駕駛人體檢，結果臨出發一看，哦豁，週六都可以，週日人家醫院不辦這個業務，只好明天週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