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過來，如果劉省吾前線需要的物資，蓮塘你不能足額供應，最後吃了敗仗，那麼首罪便是蓮塘你了，劉省吾反倒是次罪；而如果軍紀不整，發生了一些違我軍令之事，則無論戰勝戰敗，飛白你都難辭其咎。”
熊廷弼本來想等王庭撰先表態，但王庭撰似乎陷入了思考，一時未曾言語。
他擔心冷了場，元輔面上須不好看，因此便先開口道：“廷弼此去，已然做了馬革裹屍的準備，既然死都不怕，自然也不怕殺人。今日元輔既然說得這般明白，那廷弼也敢立下軍令狀：若此戰軍紀敗壞，作奸犯科者我先斬之，而後請元輔斬我！”
這番話熊廷弼說得斬釘截鐵，高務實一拍桌子，大聲讚道：“好，有擔當！不過你此行要遵照的軍法卻與尋常不同，本閣部待會兒派人把我以往帶兵時的軍令交給你一份，你照那個辦理就好。”
高務實自有一套軍令，這件事熊廷弼是知道的。不僅知道，甚至幾乎都記得——因爲高務實的軍令不僅並不複雜，甚至說起來還不如朝廷的軍法嚴苛。
大明的軍法說起來是極其嚴厲的，一眼望去各種“斬”、“斬”、“斬”。舉個例子，將領在臺上訓話，下面的士兵別說交頭接耳了，轉頭往後看一眼，那都是“按例當斬”。
問題是，你這軍法嚴厲成這個樣子，它真的還具備較高的可執行性嗎？顯然不具備。也許開國初期大致上能做到，可是稍稍等個十年二十年，這種制度一定會淪爲一紙空文，到最後誰也不放在心上了。
因爲，壓根沒人能按照這種制度帶兵——誰知道哪天晚上睡覺就被手下士卒砍了腦袋去。非常
高務實的治軍之策就“寬仁”極了，需要論斬的罪名非常少，攏共也沒幾條。相反，很多按照原本軍法來看屬於重罪的項目，到了高務實這裏要麼變成了“禁閉某(各不相同)日”，要麼變成了“罰銀某(多少不等)兩”，甚至有打掃本部(最高到連級)廁所一月之類。
看起來，這懲罰相當輕，甚至讓外行覺得兒戲，然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高務實軍中的違紀行爲一貫格外的少。
道理其實很簡單，過去說要問斬的幾乎都很難真個執行，大家早就習慣了不當回事。高務實軍中大多違紀只是禁閉、罰款，看起來沒什麼大不了。
可是，禁閉在戰時是很難執行的，因此一般也會轉爲罰款，而罰款這玩意執行起來很簡單，卻真的很要命——你一點小毛病犯了，動不動罰款一兩銀子，來上幾次這個月直接白乾，那可太要命了——老子這真是賣命錢啊，哪裏遭得住這般不當事！
所以高務實的態度一直都是明確的：法令不必過苛，執法卻須常嚴。
軍法存在的意義，是爲了讓軍隊能夠令行禁止，能夠有一套適應戰爭的行爲作風，而不是爲了殺掉自己的士兵。相反，動不動就殺掉自己的士兵，只會讓軍官和士兵之間形成隔閡，乃至不可彌補的裂痕。
如此久而久之，一旦出了什麼情況導致軍官無力彈壓，士兵們聚合起來鬧譁變豈不是理所當然？而這又反過來繼續加深了雙方的矛盾，導致相互警惕，毫無信任可言。
就在此時，王庭撰忽然開口了：“此次西征按照元輔所言，我將坐鎮甘州，而劉省吾遠在西域。雙方相距千里，自然不便由我遙制，此乃題中應有之義，我並無異議。”
高務實悄然鬆了口氣，卻不料王庭撰繼續道：“不過，我對元輔認定的三件要事忽然有了些明悟，想說出來請元輔聽聽，看有沒有猜錯。”
這話讓高務實來了些興趣，笑道：“蓮塘請講，我知無不言。”
“第一件事，清理欠餉。此事歸根結底只有一個目的：穩定甘肅民心軍心，讓當地百姓和當地衛軍心甘情願支持出兵。
第二件事，整理武備。此事是在當地民心軍心已有保障的前提下，明確己方實力，從而決定後續補給，確保前線戰力。
第三件事，確定權責。此事是爲了明晰三大員各自差事，確保三大員權不相侵、責不相坐(連坐)，杜絕互相推諉、互相污衊等事，合力一處爲西征。”
高務實聽得頗爲欣喜，正要說話，王庭撰卻繼續總結道：“換言之，首先安民定軍，然後蓄勢待發，最後文武同心，大軍出征——不知元輔以爲下官所見得中幾成？”
“十成！”高務實撫掌大笑，道：“蓮塘見及於此，此戰我無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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