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內閣首輔兼戶部尚書、南寧候高務實面無表情地坐在書桌前一份份審閱這些呈文、條陳、報告和檔案，試圖從中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京華港務上海港報告：本年本港一季度出港商船九十六艘，比去年一季度減少四十六艘。本年一季度出港大船三十二艘，比去年減少十九艘；中船二十七艘，比去年減少十艘；小船三十七艘，比去年減少十七艘。本年本港一季度入港商船一百零四艘，比去年一季度增加二十七艘……
經港務理事會調研判斷，本年一季度入港船隻增多、出港船隻減少以戰爭影響爲主。其中日本內戰導致我京華對其貿易封鎖爲主要原因，南疆西征戰爭導致南洋貿易量降低爲次要原因。
除此之外，經由北洋海貿同盟負責之呂宋轉口貿易，亦於本年一季度出現較爲明顯之下降，此項緣故尚未查明，或需與北洋艦隊協調了解詳情。京華上海港港務理事會報呈。”
捏着這份報告，高務實沉吟良久，終於釋然一嘆，喃喃道：“要是劉馨沒去南疆，這事兒我早該知道原委了，何至於等到事發才覺突然。”
他這真是有感而發。
朱翊鈞幾乎能當甩手掌櫃，頂多對一些大事拿拿主意，那是因爲絕大多數具體事務都有高務實領銜的內閣爲他票擬好了處置建議。
所有送到朱翊鈞面前的奏疏，大抵會被內閣分爲三類，再由司禮監照此歸類送來：一類緊急且重大；一類重大但未必緊急；最後一類無關緊要。
此時朱翊鈞會先看第一類，大致看一看疏文所奏何事，有個瞭解之後再看內閣票擬提出的應對策略，然後多半隻需要硃批一個“可”字，便交給司禮監。
司禮監自會根據皇帝的“可”(同意)，按照票擬提出的辦法去寫一篇駢五驪六的聖旨，再次送給內閣過目。內閣再審聖旨之後覺得沒問題，便附署簽名，下發給六科，六科審覈無誤，附署簽名，批准下達，送通政司。這是一個基本流程，以下兩種也是一樣。
看完第一類，皇帝會看第二類，即重大但不緊急的事務。這一類事務其實很多，比如有官員建議嚴整學風，提出建議一二三四。
這種奏疏提到的事重大肯定是重大，但內閣未必會認爲馬上要辦，於是票擬出一二三四來對應，說你的想法非常好，朕(內閣票擬用皇帝語氣)也覺得你說得很有道理，但是因爲一二三四這些原因，所以這些工作暫時不便執行。最後再勉慰幾句。
一般而言，朱翊鈞看第一類奏疏和票擬的時候還是比較嚴肅的，會比較認真的審視，到這第二類的時候差不多就是二郎腿翹着抖啊抖、點心往嘴裏塞着嚼啊嚼，草草看完順手批個“可”……接下去的程序照第一類執行。
到了第三類，朱翊鈞早年還會看一看，如今基本不看了。這還不好說他怠政，因爲這一類真的沒什麼意義。
比方說某位京官外放地方(不一定是貶官，也可能是升官)，寫了道疏文來問安。說什麼臣出京年餘，思念皇上甚矣，然後東拉西扯寫了洋洋灑灑一兩千字，最後發現並沒有任何工作相關的內容。
而朱翊鈞比高務實更懶，連那個“可”字都懶得寫了，直接吩咐了陳矩：“今後這類問安的疏文就照票擬勉慰即可，不必等朕硃批。”於是形成慣例，皇帝硃批完的奏疏，放在最左邊的那一摞是不需要皇帝硃批的，司禮監拿回去直接照票擬的“照例勉慰”寫個回覆就行了。
其實這種沒事找事的奏疏不光明朝有，歷朝歷代幾乎都有。其中韃清因爲年頭近，留下的真跡最多，比如故宮就公開過很大一批清諸帝回答這類“廢話摺子”，非常非常多，這裏只舉個比較好玩的例子，或者說一個人：
康熙年間的杭州織造孫文成，一日上疏《臺灣朱一貴聚衆起兵折》，裏面的內容其實就一句話：稟告皇上，朱一貴聚衆起兵了！——注意，這位老兄不僅時間沒給，地點也只是泛泛的“臺灣”。
康麻子回覆：“爾此無頭無尾之言實在不懂。”
其實康麻子這麼回覆已經很客氣了，因爲這個杭州織造報告的消息其實是個舊聞，早在之前兩個月就有人報告過，是時任閩浙總督報告的。當時康麻子回覆說這事兒有點大，正在寫招撫諭旨。
而按照歷史記載，朱一貴當年四月底起事，閩浙總督五月初上報，六月中旬清軍登陸，六月底局面平息。然而這個杭州織造孫文成卻在七月跟皇帝說“臺灣有人聚衆起兵啦”……可以想象康麻子當時的心情。
然而這個不走心的杭州製造孫文成又繼續作死，寫摺子問聖安，同時提到：法雨寺住持圓寂，還有個叫仇兆鰲的文人前段時間也死了。
康麻子回覆：知道了。爾請安折裝在此折一個信封內具奏，無禮，不敬。(你把向朕請安的摺子和這個奏摺放在同一個封套裏面，是皮癢欠收拾吧？)
這位孫文成老兄不僅腦子拎不清，還特別愛請安，根據放出的記錄來看大概兩三個月就會上一道請安摺子，除了請安屁事沒有。康麻子的回覆絕大多數都是：“朕安”，但其中有一次可能是心情好，多寫了幾個字：“朕躬甚安好，又胖些了。”
孫文成這老兄的廢話摺子一路從康熙寫到雍正，康麻子麻沒麻不知道，但雍正估計真的麻了，於是有一次孫文成提交的“天氣和糧食價格報告”，雍正照例回覆：朕安。
看吧，皇帝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好當的，尤其是韃清的皇帝還和大明不同。大明的皇帝是漢人皇帝，這些事交給內閣分門別類處理就好，自己處理一下大事要事，小事按例辦理即可。
韃清就沒法這麼玩，他們是小族凌大族，隨時隨地擔心生變，皇帝必須大事小事一把抓，什麼奏摺都必須親自看了才能放心，所以就有上面這種腦殘對白。
這一類對白在大明當然也有，高務實做首輔之後就會把這些奏疏放在第三類，除了問安什麼的，還有比如“某地出貞婦某氏，請皇上賜建牌坊”、“某地某人拾金不昧”、“某地某人急公好義做善舉某某”……按理說這都是弘揚社會正氣的事(至少此時是)，對於講究德治的古代中國而言必須獎勵，而且逼格拉滿，要皇帝欽賜，你還不能不允許他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