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接到信的沈一貫還有些納悶，心說這信怎麼會是從新鄭寄來的呢？
新鄭來的信，又是給自己的，那毫無疑問只能是出自高家。可是，這次的事高務實就算會受些影響，卻也不可能真的就被罷黜放還了吧？西征都還在打着呢，皇上不可能放棄高務實才對，否則那樣巨大的財政支出，換個人秉政真的不怕兜不住嗎？既然如此，那這信爲何是從新鄭來的？
想歸想，但當沈閣老屏退左右，拆開信看起來之後，臉色就急轉直下，很快變得一片鐵青起來。
壞了，東窗事發了！沈閣老倒抽一口涼氣，此事如果被高務實捅出來，那自己可就真的萬劫不復了！
派刺客刺殺政敵父母，以期政敵因爲不得不回鄉受制而出缺，這種手段之卑劣、行徑之可恥，無論士林也好，官場也罷，肯定是萬萬不能容忍的。如果這樣的事都能被容忍，那就意味着官場的鬥爭已經毫無底線，劣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儒家可是極其注重“親親”的，孔子甚至認可“親親相隱”。這裏的“親親”，簡單的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
《論語·子路》中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裏意思是：葉公告訴孔子說：“我的家鄉有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告發了父親。”孔子說：“我家鄉的正直的人和你講的正直人不一樣：父親爲兒子隱瞞，兒子爲父親隱瞞。‘直’就在其中了。”
這裏孔子認爲“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與後來人們常說的“大義滅親”似乎正好違背。但是孔子這種觀點，後來演變爲儒家的親親相隱，即直系親屬違法，適當包庇隱瞞可以不追究。
這由此給後世帶來三個問題：孔子爲什麼贊成父子互隱？父子互隱是不是會造成社會不公正？父子互隱和大義滅親到底誰更符合現代精神？
孔子爲什麼贊成父子互隱呢？儒學認爲：父子親情，血濃於水。子爲父隱，是不忍其父受刑，是人的率真的天性；而指證父親反而是違背了源於天性的血親之道。對此，朱熹的批註是：“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儒家的立足點，是“仁”。親親之愛是一切愛的起源，人倫秩序是一切社會的基礎。一個社會，只有充滿仁愛、講求人倫，才能真正的促使人們樂於爲善、恥於爲惡，才能形成一個自律、內省的人文氛圍，從而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
愛護、保護親人，是人倫的基本要求。所以親親之愛，乃是基於天道，而“親親相隱”則正是對人類親情的愛護和寬容。從這個角度來講，“親親相隱”是順應天道的，固能“直在其中”。故孔子稱讚“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是直。直就是順理，順道而行。
其實不光是孔子，在親情與法的權衡中，連孟子也採取了變通的做法。《孟子盡心上》有一個著名的“竊負而逃”案例。
他的學生桃應問孟子：舜當天子，任命皋陶當大法官，假設舜的父親瞽瞍殺人，皋陶應該怎麼辦呢？孟子答道：當然是把瞽瞍抓起來。桃應問：難道舜不會制止嗎？孟子答道：舜怎麼能制止呢？舜授命於皋陶，讓他執法。桃應問：那麼，舜如何自處？孟子說：在舜看來，放棄天下如扔破草鞋一樣，他可以偷偷揹着父親瞽瞍逃跑，沿海濱而住，終身高高興興地享受天倫之樂而忘卻了掌握天下的權力。
《呂氏春秋》裏進一步發揮了論語中偷羊的故事，“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這裏大意是楚國有個“直道立身的人，他的父親偷了羊，他向官府告發了這事。官府抓住了他的父親，將要處死。他又請求代父受刑。將要行刑的時候，他告訴官吏說：‘父親偷羊我告發，不是很誠實嗎？父親受罰我代刑，不是很孝順嗎？又誠實又孝順的人都要殺掉，那麼國家將還有不受刑罰的人嗎?”楚王聽說了這番話，就不殺他了。孔子聞知這件事說：‘這個人的所謂誠實太怪了，利用一個父親卻兩次爲自己撈取名聲。’這樣的“直躬”誠實不如沒有。”
但是，父子互隱是不是會造成不公正？歷代學者爲此爭論不休，懸而未決。例如李澤厚在評析這一段時就認爲，“孔子認爲‘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看來，他把正直的道德納入‘孝’與‘慈’的範疇之中了，一切都要服從‘禮’的規定。這在今天當然應予揚棄。”
還有很多人甚至認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的“父子互隱”屬於典型的“徇情枉法”，甚至有些學者還將其歸爲造成社會不公、腐敗滋生的思想源頭。而葉公所說的，纔是“直道”，是維護社會公義而無論親疏遠近。
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其實遠不是如此：儒家認爲愛有差等，首先愛父母，其次愛兄弟，再次愛朋友，然後泛愛衆，由此纔有“親親相隱”思想。
然而，愛有差等，絕非儒家所“發明”，而是人類的愛的普遍規律。更愛與自己更爲親近的人，這正是人類的本性。即便是在嘴上極度強調平等之愛的基督教國家，現實生活中，人們愛親人也必然勝於愛陌生人。
西方人同樣非常重視家庭倫理，黑格爾就強調家庭倫理的神聖性，將其放在神的規律、而非人的規律層面加以討論。蘇格拉底、孟德斯鳩都曾反對“親親相證”。在澳洲就曾有案例，父親販毒，女兒知情但拒不交待，警方以包庇罪起訴女兒，法院最終判女兒無罪。法官的理由很簡單：法律不能傷害人倫和親情，否則，其對社會的危害將大於刑事犯罪。
法制的基礎建基於人性，法理不外人情，如果法制有違人性，那就是法治就是不健全，既不能保障人的權利，也不能保障社會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