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是張居正的小名，或者說原名——居正反而是後來改的。郭樸直接以小名稱呼張居正，顯然是對張居正的爲人處世頗有些不以爲然。
張居正在後世一貫以大改革家的光輝形象示人，甚至有人說他是大明唯一的大政治家。高務實對此的態度一貫是翻白眼——張居正的確是政治家，也是改革家，但後世對他的過度拔高，已經到了完全不顧事實真相的地步，這就完全不能讓高務實信服了。
甚至對於隆萬大改革，張居正作爲延續隆慶、高拱改革政策的政治家，不僅沒有真正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在一些施政中明顯出現“用力過度”的失誤，高務實甚至覺得後世對他功績的最大吹捧點“給明朝續命數十年”都有些難副其名。
前文中就有說過，從國家大政的角度和層面來說，強行在全國鋪開一條鞭法就是典型的用力過度——富庶得接近資本主義初期水平的南直隸蘇杭一帶，與貧瘠且連年遭災的陝西有什麼可比性，居然能一刀切的搞一條鞭法？
這是續命，還是飲鴆止渴？難說。
至於考成法，也同樣如此——在下層行政單位尚有許多問題堆積而未曾解決的時候，提高行政效率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這種時候張居正強行以中樞的名義勒令提高行政效率，只能導致整個行政體系的不安，造成文官集團內部的割裂，一部分人爲了逢迎張居正，只能加大對老百姓的壓迫，以滿足“考成”，另一部分因爲不肯過分欺壓民衆，無法完成“考成”，於是被張居正清算、打壓，繼而成爲朱翊鈞後來反攻倒算張居正的主力。
這是續命，還是飲鴆止渴？難說。
但是，歷史已經證明，張居正真正執掌大權之後的風格：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用人行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樣一來，一些阿諛奸詐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見者則受到排擠打擊。凡是得罪過張居正的朝廷大臣，無一不被降級、罷職，甚至受刑、入獄，招來殺身之禍。
這種以一己之好惡、個人之是非爲準繩的用人方法，既對改革的進行造成了困難，也給改革的失敗埋下了危機。
事實上，善於討好張居正的人，並非都真心擁護改革，如得到張居正提拔重用的張四維，在繼任內閣首輔之後，即隨萬曆亦步亦趨，對改革進行清算——而事實上，張四維本來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臺，他勢必也要進內閣輔政。
但張四維也是久經官場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臺之時，他隱忍了下來，蟄伏於九幽之下，在張居正面前表現得“如循吏”一般，這才獲得張居正的認可，認爲張四維已經服軟了，於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權在握的張居正，儘管在晚明的官場中其實不算大貪鉅貪——至少比他的老師徐階強多了——但也並非完全清白。他運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爲家人謀求功名，長子爲狀元，次子在會試中本來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將其移入一甲二名，張居正也坦然接受。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橫行一方，收受賄賂。張居正其實十分清楚這種情況，還寫信要求當地官員對此嚴加管束，然而本身卻未能採取什麼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確表示自己作爲兒子管不了肆意妄爲的父親，因此也難免招致他人指責。
在高務實看來，領導一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本來就是滿途荊棘，困難重重。張居正本人又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用人不當，樹敵過多，再加之不能嚴於律己，約束家人，因而其結局只能是人走茶涼，人亡政息，不僅身後聲譽一落千丈，十年經營也隨之付諸東流。
高務實之所以千方百計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爲高拱是自己的三伯，只要他能不倒臺，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給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資源，有利於自己將來繼續推進隆萬大改革，而不出現張居正和萬曆那樣的師生反目、人亡政息，可這並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雖然也有些獨斷專行，但至少他聽得進勸，雖然平時看起來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這從他對開海通商和推廣一條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區推進就可以看得出來。
另外，前一次高務實向他建議，把地方官升遷的條件與地方經濟發展(實際上高務實只提到收稅額度，詳見本書前文)掛鉤，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導致小民受盤剝過甚，於國家穩定或有影響，甚至在高務實提出收稅額度和地區穩定同爲考察標準後，高拱仍然謹慎的表示需要緩行。
這纔是大政治家應該有的大局觀和謹慎心。
國家大政不是兒戲，不是自己在家裏一琢磨，拍拍腦袋就可以讓人奉爲圭臬遵照執行的。任何一項政策都必須考慮周詳，在江南可行的，在江北未必可行；在雲南可行的，在遼東未必可行。
所以但凡主持大政，既要有堅定的推進決心，又要有謹慎的推進步驟，在推行的過程中要細心耐心的發現問題、審視問題、解決問題，而絕不能是忽視問題、無視問題、掩蓋問題，否則問題只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無法挽回。
郭樸未必會用高務實這種後世已經證明行之有效的“二分論”辯證思維來審視張居正，但他並非不懂張居正這種性子的人掌握大權的危害，因此纔有這樣的態度。
高務實忽然從郭樸這兩聲“張白圭”中明悟過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一刻也不肯耽擱地隨自己回京，心裏其實已經同意起復，而目的就是爲了限制張居正！
高務實頓時鬆了口氣，雖然郭樸是爲了國家大局才同意回京，但那不重要，對於高務實而言，眼下一切的重點只在一條：保高拱，抑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