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與太子同齡，很明顯是皇帝爲太子提前培養的輔佐之才，這一點任誰都看得出來。
雖然在大明，能不能真正在將來輔佐太子，首要條件是高務實要能金榜題名，但從《龍文鞭影》問世開始，大多數人對此都是表示看好的，再經過這次河南道試，高務實連取小三元，大家通過河南督學衙門公佈的高務實考卷來看，也基本認定此子將來高中實在是大概率事件。
這麼一來，高務實這個太子近臣，基本上可以保證來日必是天子近臣，因此現在稱呼他爲高諭德就反倒比高侍讀更好了——更能體現他和太子殿下的特殊關係嘛。
不過高務實自己對此倒是看得很開，反正不管是侍讀學士還是左諭德，都是臨時掛名，又不是實官。
將來他就算考中進士，照樣還是得先爭取考中庶吉士，進翰林院幹一段時間，打熬資歷，依然要從七八品小官做起，現在的這些“假”字打頭的官位，不過都是虛名罷了。
當然了，虛名歸虛名，不代表就一點用處都沒有。至少，有這個臨時官職在身，很多布衣白身不能做的事，他就能做。
譬如上疏。
隆慶五年六月初二，太子伴讀、假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高務實上《紓驛路疏》於朝廷，全名爲《爲遵祖訓原意請整肅驛站以紓驛路疏》。
疏文一開頭，就是先吹一波“自古以來”。說我天朝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地域遼闊的泱泱大國，“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而我大明更是國土廣袤，幅員遼闊，“東起朝鮮，南包安南，北距大漠”，甚至南海的“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亦入版圖，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縻者，尚不在此數之列”。——這個數字其實是準確的，但大明朝廷上下恐怕只有他知道得如此確切。
當然了，也不會有傻子跳出來說他的數據有誤，畢竟誰也沒去量過。
然後高務實開始回顧了一下從古自今，各個王朝統治如此廣闊疆域的方式，也就是信息傳播方式。“修築烽燧，燃放狼煙；駕馬服牛，徒步奔走；整治道路，設置驛站”，諸如此類，不一贅述。
接着引出主題，說在這千差萬別，形態各異的信息傳遞方式中，驛站所發揮的作用尤爲值得重視，他在疏文中說“驛道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又說“置郵傳命，如人身血脈，不能一日廢也”，可見其在政令上通下達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最後則點明中國曆代諸王朝無不以京師爲中心，修築四通八達的驛道，在其上設置爲數衆多、功能齊全的驛站，戍有驛卒，以便有效地傳遞政治、經濟、軍事等信息。
疏文接着開始說本朝，說自太祖“混一區寓”後，爲鞏固統治，以驛站爲軍國機務最急之事。自登基之日起，便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設車船，“置各處水、馬驛”。
水驛則以舟船爲之，“通行正路，或設船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餘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可見，根據驛路位置之輕重，行人之多少，水、馬驛所役車、船、舟、馬多寡不等。驛卒一般是“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然後又說明本朝郵遞機構，除驛站外，還有遞運所、急遞鋪，但是比之後二者，驛站不僅遍及腹裏，還廣泛分佈於遼東、甘肅、朵甘、烏斯藏、松藩、四川、雲貴、廣東等邊遠地區。至嘉靖二十八年，全國上下各類水、馬驛高達一千二百九十五處。
顯而易見，大明驛站“櫛比蔓延”，遍佈全國各地，可謂水路交通、信息傳播的大動脈，也正是由於無處不有的驛站，才鑄就全國性的交通網絡。
驛站專職“遞送使者，飛報軍務，轉運軍需”，事務繁忙，用途廣大，負荷最重，故在溝通各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擔負着重大的責任，發揮着巨大的功用。因此，驛站自然而然成爲明朝官方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
說完驛站的重要性以及太祖對驛站的高度重視，高務實筆鋒一轉，開始說當前的問題。
高務實疏文中言：“太祖制驛站諸制律，本皆得宜，然時過境遷，百制盡廢矣。”
然後他便開始例舉：如本朝驛道，站與站之間一般平均相隔六十至八十里，這是指望驛卒一天所走的路程，這樣既能保證迅速往返，又不會導致過度勞累而“馬垮人倒”。
還有，就是由於驛站傳遞的多爲關係國家安全的文書，故驛卒在兵部管轄下工作，而驛傳管理條例也相應地載入《大明律》有關刑法的卷目中，以示驛站的重要及驛卒工作的特殊性。
雖然明律對信使延誤時日處罰甚嚴，但是因洪水阻塞或地址有誤而耽擱行程時，信使可免予或減輕處罰。同時，明律嚴禁官員濫用驛站，責罵、鞭笞驛卒。反之，驛卒如利用驛站牟取私利，要加倍受罰。
這些制度，既嚴格，也充分考慮到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非常得宜。然而根據高務實“前番回鄉，途徑數十驛，深入驛站，遍問諸吏，方知其情大謬。”
高務實不僅一個個舉例自己路過的驛站，有多少驛站年久失修，有多少驛站車馬不足，有多少驛站驛夫缺額，還特別指出，許多驛卒以公謀私，部分朝廷官員(實際上是絕大部分，高務實沒敢說而已)亂用、私用驛站行爲屢禁不止，使驛站超負荷運轉，處於半癱瘓狀態。這又導致政情、軍情不能及時上達下傳，使朝廷的行政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驛路通，則國家強；驛路滯，則國家弱”，因此高務實在疏文中疾呼，郵驛系統的紊亂、無序、衰敗是嚴重違背了太祖祖訓之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