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朝哪代都不缺聰明人，大明朝廷也是一樣，難道看出京營問題的根源很難嗎不難，對於很多官員來講，這個根源並不難找，只是沒法說，沒法解決罷了。
都知道大明正統年間，由於英宗盲目出塞，導致土木堡之變，此戰明軍在京精銳盡失，成爲大明軍事力量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英宗之後，明軍實力從太祖、成祖時代的巔峯逐步下滑，其中雖有多次改革圖新，然而頹敗的趨勢卻從未扭轉。
很多後世之人把這件事看做京營衰敗的源頭，認爲從此之後，勳貴集團被文官集團壓制，於是導致了大明軍事力量的下滑。
瞎說。
舉個例子，巔峯時期的唐朝不是貞觀之治時期的大唐，而是高宗李治時期的大唐，當時的唐朝已經進入文官時代，但是卻達到了盛唐擴張的極限，乃至後續經過武周、中宗等，一直到玄宗早中期，大唐的實力也沒有明顯衰落，難道那個時期的大唐不早就是文官時代了
國內的例子有人不信，那說國外吧。巔峯時期的荷蘭，是商人時代，也可以算文官時代；巔峯時期的英國，沒聽過哪位牛逼將領敢不聽唐寧街10號的吩咐吧那也是文官時代；巔峯時期的美國羅斯福難道不是出身“文官世家”，而是“武將世家”
有人要說了，這些都沒用，宋朝的例子怎麼破啊不就是因爲文官闇弱，壓制武將，這才導致“弱宋”出現嗎
這話要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方面，宋朝其實並不算弱，強弱是要看敵人的，大家所謂的“弱宋”，頂住了基本還在強盛時期的大遼；以半壁江山爲代價頂住了巔峯時期號稱“滿萬不可敵”的女真金國；又以半壁江山扛住了橫掃歐亞的蒙古四十四年這很弱嗎
就拿蒙古來說，我們先看一看蒙古人滅國的速度：1206年，滅高昌回鶻王國；1206年，滅西哈剌魯汗國；1206年，滅東哈剌魯汗國；1218年，滅西遼帝國；1220年，滅後遼帝國；1222年，滅花刺子模汗國；1227年，滅西夏帝國；1231年，滅高麗王國；1233年，滅東夏帝國；1234年，滅金帝國；1236年，滅欽察汗國；1239年，滅羅姆蘇丹國；1240年，滅基輔羅斯公國；1241年，滅波蘭公國；1241年，滅匈牙利大公國；1241年，滅波西米亞王國；1241年，滅亞美尼亞王國；1241年，滅格魯吉亞王國；1241年，滅奧地利大公國；1241年，滅保加利亞；1241年，滅摩達維亞；1241年，滅威尼斯共和國；1253年，滅大理王國；1258年，滅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1269年，滅東遼帝國；1279年，滅南宋帝國。
蒙古西征，才花了多少點時間就飲馬多瑙河、兵抵地中海了滅遼吞宋的金國，在蒙古面前扛了幾年區區半壁江山的“弱宋”卻扛了四十四年，還打死了蒙古大汗，這很弱嗎
不，這只是說當時的蒙古的確是遊牧民族的最高光的時刻，跟開掛差不多罷了。而且要不是蒙古人在西征過程中發現了阿拉伯人工程器械和回回炮，它搞不好還拿不下半壁江山的“弱宋”。新八一中文網首發 ....
另一方面，宋朝的文官和明朝的文官風格其實根本就不同，雖然大家都搞理學，但宋朝因爲開國時期就被草原王朝教訓了，所以文官集團整體比較畏懼草原王朝。
明朝則正好相反，它是踏着蒙元帝國的屍體建立起來的它的太祖太宗成祖是嘉靖改的壓着蒙古人攆雞趕狗一樣追着打了大幾十年所以哪怕出現了土木之變，皇帝都丟了，也先甚至都開始考慮要拿多大的好處了，結果呢
於是也先發現，合着老子手裏這不是個香餑餑，是個燙手山芋啊
所以土木之變後，蒙古人其實根本沒撈到什麼好處，這事兒誰主導的以于謙爲首的文官集團
這下清楚了，大明的文官集團根本不怕戰爭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文官集團只怕是中國歷史上最好戰的一個文官集團
那麼問題就轉回來了，既然這個文官集團如此好戰、如此剛烈，連跟人談和都視爲不能容忍的恥辱，那爲何大明的軍事實力還是不斷下降呢
甚至大明搞了幾次軍事改革，也沒能抑止這種下降的趨勢，頂多也就暫時性的延緩了一下呢
因爲根子就歪了。
朱元璋這位絲毫不懂經濟的太祖，制定了一個必然會快速崩壞的衛所制度作爲明軍的根本制度，而且還特別喜歡搞“祖訓”，要求子孫後代不得違背，這纔是後來那麼多名臣名將都救不回大明來的真正原因。
不可否認，朱元璋所創建的衛所制度在元末明初戰亂年代，確實能夠提供明軍充裕的兵員以及糧草。然而隨着國家的安定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土地兼併會自然而然的出現，衛所制度所賴以生存的土地，肯定會被逐漸固化的階層佔據，此制度因此就從根本上遭到了破壞。新八一中文網首發 ....
正統十年，邊防大將蔣貴上疏：“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爲豪右所佔”，連大同、宣府這等軍事重鎮之中軍田，被佔據的現象都如此嚴重，其他地區可想而知只能更甚。
果然，十餘年後，形勢非但未曾有所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正統二十二年，“黃紱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嘆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
作爲保家衛國的軍人，竟然到了妻子衣不蔽體的地步，可見明中期軍士地位何其低下，生活何其艱辛。
明中期“海內燕安”，各地邊軍閒來無事，於是朝廷頻繁調動各地外戍兵卒入京駐防，誰知踏入京城的大明將士卻發現，自己成爲了朝廷各衙門以及勳貴們的奴隸苦工，什麼事都要他們去辦，尤其是各種工程，不去僱傭工匠，偏讓軍兵去做。
因此，士卒都不願到京輪防，而常常耽誤期限，朝廷卻仍然不恤軍情的對其重罰，輕者前往邊塞罰班數月，重者長達年餘。在這種極端嚴苛的軍事制度下，軍人的地位跌至低谷，因此士卒的大量逃亡乃至兵變，便不可避免的在各地衛所相繼發生。
弘治年間，明孝宗朱祐樘意識到國家正步入衰落，便從經濟民生、朝堂政治等各方面進行了改革。孝宗這個人還是相當不錯的，寬厚仁和、勤政躬親、勵精圖治，朝堂上下爲之一清，史稱“弘治中興”。
然而軍事方面的改革卻是積重難返。弘治元年，時任兵部尚書馬文升便上言“雖解到衛所，隨逃者十常。”即便經過對將領家臣的清理，卻也只清出了百分之二三，相較於大量兵員缺額，這只是杯水車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