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真與大明的朝貢貿易和馬市貿易中，都需要“敕書”作爲進京和入市的重要憑證，入關和進入馬市時，要將敕書及進貢物品或貿易產品交由相關的官員進行査驗。
由此可見，敕書不僅代表着大明朝廷的絕對政治權力，也和經濟問題緊密相關，併爲女真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事崛起起了重要的作用你有敕書，你才能和大明進行貿易，而且由於每一張敕書限定交易人數爲“止許二、三人或四、五人”，所以擁有的這類敕書越多，能進行貿易的額度也就越大。
其實，大明方面一開始使用敕書，其目的和作用更偏向於政治方面。敕書最直接的功能是冊封地方官員，“賜敕書，各統分部”，換句話說是朝廷對地方官職的賦予，官員又是政治權力的掌控者，所以大明對女真頒佈敕書，也就是從政治上明確確立了君臣、主從的關係，將女真劃入大明的政治勢力範圍之內，並規定其進京朝貢的義務。
當然，這種義務也帶有政治和軍事上的強制性。
可以說，明初確立並在後金建立前一直沿用的以敕書爲憑證的朝貢和馬市貿易，是大明用以控制並使女真臣服的一種重要手段，而敕書則是這種手段的證明。
但大明看重的是政治，而女真人更看重的卻恐怕是其經濟利益。
當然，也不是說女真人不看重政治方面的作用，實際上大明對女真各部招撫後，以頒發敕書的形式對管理女真的地方官員加以任命，這種帶有儀式感的憑證，標誌着之前作爲遊牧民族的女真開始出現官僚階級。
職位的世襲會逐漸使得掌握管理職權的上層階級在經濟上也超越平民，並世代累積財富，在本來頗爲原始的女真社會逐漸出現“私有財產”的概念和形成趨於穩定的貧富分化。
換句話說，敕書的頒佈加速了女真社會的等級差別，這種明顯的等級差別和私有制度，也是女真社會向封建化轉變的表現之一。
後世有人覺得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多麼了不起，其實他搞出八旗制度完全合情合理大明的敕書制度給他打好了基礎。
實際上他只是順勢把潛規則擺上了檯面這個旗是我的，那個旗是你的，大家都是半奴隸半封建制度中的上層統治階級這不就是延續了大明敕書制度
然而政治影響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而經濟影響則是更具有時效性的。
敕書是女真各部進京朝貢和進出馬市的關鍵信物，這也是區別於其它貿易的最明顯特點，掌握敕書後的女真人，憑藉朝貢和馬市的存在，逐漸不再單純依賴於原始漁獵經濟，而是學會了利用漁獵經濟的產物，與大明等進行貿易，以此得到生存乃至於擴張所需的物品。
女真以敕書支撐的多種經濟方式在發展過程中，大明嚴令禁止的鐵器、大明封賜的種子和耕牛等，也被以各種正規或者不正規的手段傳入女真。
實際上在當下，農耕生產已經在女真各部中被廣泛應用，農耕經濟的帶動下，越是離大明邊境近的女真部落，越是迅速地利用以敕書進入京城和馬市的機會發展自身的手工業，如織布、鹽業、製陶、冶鐵等，對軍事實力也有相當大的助力。
所以可以說，敕書在經濟上的作用對女真的吸引力更大。
正是因爲敕書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擁有敕書也就擁有了通過貿易增加財富和各項實力的機會，因此在女真各部崛起的過程中一直存在着對敕書的激烈爭奪。
那麼關鍵問題來了，大明的敕書怎麼發發多少如何分配
理論上來說，既然是敕書，那這些事當然都是由皇帝決定。
但這只是理論，實際上皇帝可能連女真那些亂七八糟的部落名都記不清，他怎麼知道該給誰發、發多少
所以，皇帝得靠邊臣、邊帥的建議來發放敕書。而遼東這地方偏偏擁有一定的特殊性邊臣來這裏一般幹幾年就走了，而邊帥邊將則多半都是當地人，對女真人內部的形勢、實力等更加了解。
等到了李成梁鎮遼之後，他這遼東總兵一干就是十幾年過去了，打贏了無數大仗小仗，在遼東的聲望一時無兩，敕書既然本來就是控制女真的手段，那敕書怎麼發，還能不問問他嗎
所以現在的實情就是，理論上發給女真的敕書是皇帝掌握，實際上是以薊遼總督、遼東巡撫和遼東總兵的建議爲準，而鑑於遼東的特殊性，薊遼總督和遼東巡撫在很多時候又會以李成梁的意思爲主要參考。
因此，李成梁實際上是整個女真的乾爹
爲何不論尼堪外蘭還是努爾哈赤，都下意識稱呼李成梁“大爺”
因爲李成梁對於女真人而言，真的就是大爺
昨天看到一條書評，大意大概是古勒寨之戰拖慢了節奏，解釋一下古勒寨之戰出現的幾個重要人物，如楊元、祖承訓、李平胡、李如梅等，都是平定壬辰倭亂之戰中的重要人物，我得提前讓他們出場露個臉，並且表現一下性格特點。類似的“爲十年後做鋪墊”，前文中已經搞過很多次了，坑也基本都填了。所以不要急，我沒有瞎寫一些沒用的角色。
大明元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