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學曾是什麼人隆慶年間高拱回朝，以次輔兼掌吏部尚書，彼時魏學曾便已經是吏部左侍郎，是高拱實際上的“第一助手”。
換句話說，他是和高拱一輩的。只是他這個人的官運說好也不太好，當時如果正常發展的話，他其實是挺有希望趕在許國之前入閣的，誰知道丁憂了。
後來回朝幾年，其中還經歷了高務實中狀元等事，原以爲這次該入閣了，結果不僅沒入閣，還又丁憂了，最後就導致現在這個局面。
等他丁憂完要回朝，燕京方面一個蘿蔔一個坑，全都處在滿編狀態，張四維實在沒辦法給他弄回燕京他資歷太高，不可能降級用爲侍郎。萬般無奈之下，便只好讓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戶部尚書，等京師出缺再北調回來。
誰料，接下來張四維自己丁憂了。
不管怎麼說，魏學曾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是比較特殊的，他即便不是現在的實學三閣老之一，但其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絕對不弱於現在的許國、張學顏和吳兌。
高務實能請動魏學曾爲他站臺、辦事，足以說明高拱、郭樸、張四維三代首輔所留給他的政治資源已經被他完全掌控。
可以說，隨着魏學曾的上疏，申時行“掂量高務實斤兩”的計劃算是已經完成，他已經知道了高務實的實力，知道他在實學派內部的實際地位不會弱於許國這個名義上的黨魁。
但對於高務實現在這樣的實力，申時行好歹也是有心理準備的，雖然真的擺在面前的時候會讓他嘆息一聲，卻不至於感到驚懼。
讓他驚懼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學曾這道上疏的矛頭所指。
這道奏疏，咋一看是彈劾潘晟，但申時行敏銳的發現那並不是魏學曾的重點。魏學曾其實只是順便彈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應天、浙江一帶重新擬定稅率。
大明朝的稅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定下的，它不像後世的稅率那樣擁有全國統一性，而是一地一稅，以開國時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爲根基搞出來的，後續調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論上來說，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固定的稅制肯定會逐漸積累越來越多的問題。既然如此，那就該多調整調整，讓稅率始終符合各地的實際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發展快了，這稅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區發展慢了，這稅率就應該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財政問題上的一貫僵化表現，這種想法顯然是在做夢。簡單的說是怎樣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稅率，當地本縣、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勢必跳出一大堆人來哭窮賣慘，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稅、免稅什麼的，纔會聽見歌功頌德的聲音。
爲何大明收稅越收越少，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體到應天、浙江等地，提高稅率這種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沒人敢碰的禁忌話題。
爲什麼因爲這些地區雖然經濟最發達，可是它們培養出來的官員也最多，朝廷中當政的大佬們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稅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舉南北榜來平衡官員選拔的地域問題，但這種局面的改觀也不是很大，因爲東南官員背後依靠着全國經濟最強的地區，該地區的大商人們爲了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損害，都在背地裏出資支持本地官員的“發展”，這個問題前文有述，此處不贅言。
於是這般一來，兩百年過去了，東南一帶雖然富冠天下，但其稅率卻始終不見上調，反而有個別地區居然還下調了一部分。
然而這種“大好局面”在高拱推進商稅改革之後，終於出現了一點鬆動。
首先就是關稅的徵收問題。高拱主持了隆慶開海，一開始沒敢大搞，只是在月港搞試點，用開海來換取徵收關稅以前當地照樣出海，但畢竟說起來都是違法的。高拱的這個開海實際上就是收一筆錢來交換他們合法出海經商的權力。
這筆關稅的稅率此前已經說過，不僅本身就定得很低，而且高務實考慮到“社會壓力”問題，還給高拱建議了一套按船徵稅而不是按貨徵稅的辦法。這套辦法其實是暗中給了船主合法避稅的空間的，目的也是爲了讓海關機構不至於在草創期間被沿海大海商們聯合起來整崩了、噴沒了。
路要一步步走，飯要一口口喫。高拱接下去就在這個基礎上慢慢擴大“盤子”，一開始只有一個區位優勢比較一般，港口也不闊大的月港，逐漸發展到現在的一長串港口。
郭樸主政偏穩健，與高拱處於蕭規曹隨的狀態，沒有開創性的搞其他路數，只是繼續擴大港口數量。
但到了張四維，上一次他就利用局勢和心學派達成了一筆交易，在東南沿海地區開收商稅這個是陸地上的，不是關稅。這筆商稅的稅率依然定得極低，平均算下來只有百三百分之三罷了。
然而僅僅就是這百分之三的商稅，卻搞得東南怨聲載道當然，具體哪些人怨聲載道就不必細說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那件事給申時行、餘有丁等人帶去了很大的壓力，後來餘有丁之所以會支持劉守有乾的那些事，除了兩派本來就有黨爭的趨勢之外，東南方面帶給他的壓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同樣，申時行沒有明確反對此事，而是選擇默認，也正是由於他知道這些內幕。
由此可見，只要朝廷方面考慮在東南沿海徵收額外的稅收，無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和名目，最終都會導致反彈。這反彈最先影響到的人，也正是如申時行、餘有丁這樣的東南籍貫官員。
他們本就是這些人在朝廷的代理人，這種時候當然要出面維護“東家”的利益。
東南沿海商業發展的水平在後世被稱爲“資本主義萌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種金元政治本身也算是資本主義的特性之一。
此番魏學曾的上疏，刀鋒所向便正是東南一帶的稅率問題。而且魏學曾的膽子格外大，他不像高拱當年開海那樣又是試點，又是特意定下有漏洞可鑽的稅法，也不像張四維那樣通過政治交易達成目的。
他居然打算以這次潘晟事件爲契機，直接對東南的田賦動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