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南宁候高务实面无表情地坐在书桌前一份份审阅这些呈文、条陈、报告和档案，试图从中找出他想要的答案。
“京华港务上海港报告：本年本港一季度出港商船九十六艘，比去年一季度减少四十六艘。本年一季度出港大船三十二艘，比去年减少十九艘；中船二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艘；小船三十七艘，比去年减少十七艘。本年本港一季度入港商船一百零四艘，比去年一季度增加二十七艘……
经港务理事会调研判断，本年一季度入港船只增多、出港船只减少以战争影响为主。其中日本内战导致我京华对其贸易封锁为主要原因，南疆西征战争导致南洋贸易量降低为次要原因。
除此之外，经由北洋海贸同盟负责之吕宋转口贸易，亦于本年一季度出现较为明显之下降，此项缘故尚未查明，或需与北洋舰队协调了解详情。京华上海港港务理事会报呈。”
捏着这份报告，高务实沉吟良久，终于释然一叹，喃喃道：“要是刘馨没去南疆，这事儿我早该知道原委了，何至于等到事发才觉突然。”
他这真是有感而发。
朱翊钧几乎能当甩手掌柜，顶多对一些大事拿拿主意，那是因为绝大多数具体事务都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票拟好了处置建议。
所有送到朱翊钧面前的奏疏，大抵会被内阁分为三类，再由司礼监照此归类送来：一类紧急且重大；一类重大但未必紧急；最后一类无关紧要。
此时朱翊钧会先看第一类，大致看一看疏文所奏何事，有个了解之后再看内阁票拟提出的应对策略，然后多半只需要朱批一个“可”字，便交给司礼监。
司礼监自会根据皇帝的“可”(同意)，按照票拟提出的办法去写一篇骈五骊六的圣旨，再次送给内阁过目。内阁再审圣旨之后觉得没问题，便附署签名，下发给六科，六科审核无误，附署签名，批准下达，送通政司。这是一个基本流程，以下两种也是一样。
看完第一类，皇帝会看第二类，即重大但不紧急的事务。这一类事务其实很多，比如有官员建议严整学风，提出建议一二三四。
这种奏疏提到的事重大肯定是重大，但内阁未必会认为马上要办，于是票拟出一二三四来对应，说你的想法非常好，朕(内阁票拟用皇帝语气)也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因为一二三四这些原因，所以这些工作暂时不便执行。最后再勉慰几句。
一般而言，朱翊钧看第一类奏疏和票拟的时候还是比较严肃的，会比较认真的审视，到这第二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二郎腿翘着抖啊抖、点心往嘴里塞着嚼啊嚼，草草看完顺手批个“可”……接下去的程序照第一类执行。
到了第三类，朱翊钧早年还会看一看，如今基本不看了。这还不好说他怠政，因为这一类真的没什么意义。
比方说某位京官外放地方(不一定是贬官，也可能是升官)，写了道疏文来问安。说什么臣出京年余，思念皇上甚矣，然后东拉西扯写了洋洋洒洒一两千字，最后发现并没有任何工作相关的内容。
而朱翊钧比高务实更懒，连那个“可”字都懒得写了，直接吩咐了陈矩：“今后这类问安的疏文就照票拟勉慰即可，不必等朕朱批。”于是形成惯例，皇帝朱批完的奏疏，放在最左边的那一摞是不需要皇帝朱批的，司礼监拿回去直接照票拟的“照例勉慰”写个回复就行了。
其实这种没事找事的奏疏不光明朝有，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其中鞑清因为年头近，留下的真迹最多，比如故宫就公开过很大一批清诸帝回答这类“废话折子”，非常非常多，这里只举个比较好玩的例子，或者说一个人：
康熙年间的杭州织造孙文成，一日上疏《台湾朱一贵聚众起兵折》，里面的内容其实就一句话：禀告皇上，朱一贵聚众起兵了！——注意，这位老兄不仅时间没给，地点也只是泛泛的“台湾”。
康麻子回复：“尔此无头无尾之言实在不懂。”
其实康麻子这么回复已经很客气了，因为这个杭州织造报告的消息其实是个旧闻，早在之前两个月就有人报告过，是时任闽浙总督报告的。当时康麻子回复说这事儿有点大，正在写招抚谕旨。
而按照历史记载，朱一贵当年四月底起事，闽浙总督五月初上报，六月中旬清军登陆，六月底局面平息。然而这个杭州织造孙文成却在七月跟皇帝说“台湾有人聚众起兵啦”……可以想象康麻子当时的心情。
然而这个不走心的杭州制造孙文成又继续作死，写折子问圣安，同时提到：法雨寺住持圆寂，还有个叫仇兆鳌的文人前段时间也死了。
康麻子回复：知道了。尔请安折装在此折一个信封内具奏，无礼，不敬。(你把向朕请安的折子和这个奏折放在同一个封套里面，是皮痒欠收拾吧？)
这位孙文成老兄不仅脑子拎不清，还特别爱请安，根据放出的记录来看大概两三个月就会上一道请安折子，除了请安屁事没有。康麻子的回复绝大多数都是：“朕安”，但其中有一次可能是心情好，多写了几个字：“朕躬甚安好，又胖些了。”
孙文成这老兄的废话折子一路从康熙写到雍正，康麻子麻没麻不知道，但雍正估计真的麻了，于是有一次孙文成提交的“天气和粮食价格报告”，雍正照例回复：朕安。
看吧，皇帝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尤其是鞑清的皇帝还和大明不同。大明的皇帝是汉人皇帝，这些事交给内阁分门别类处理就好，自己处理一下大事要事，小事按例办理即可。
鞑清就没法这么玩，他们是小族凌大族，随时随地担心生变，皇帝必须大事小事一把抓，什么奏折都必须亲自看了才能放心，所以就有上面这种脑残对白。
这一类对白在大明当然也有，高务实做首辅之后就会把这些奏疏放在第三类，除了问安什么的，还有比如“某地出贞妇某氏，请皇上赐建牌坊”、“某地某人拾金不昧”、“某地某人急公好义做善举某某”……按理说这都是弘扬社会正气的事(至少此时是)，对于讲究德治的古代中国而言必须奖励，而且逼格拉满，要皇帝钦赐，你还不能不允许他上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