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个运转良好的内阁是何等重要，就不言而喻了。然而朱翊钧有高务实领衔的内阁为他操持，归纳总结当前有哪些大事要事，让他能条理清晰地处理国政。可是，高务实在刘馨这个秘书长去了南疆监督高渊带兵西征之后，身边却没有人再帮他归纳总结京华最近有哪些大事要事了，而这……正是他此次没能及时发现江南财阀突然暴走最重要的客观原因。
京华秘书处虽然有分门别类的各种秘书，但秘书长却只有一个，而秘书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归纳汇总、分门别类，然后才是根据这些事情的具体情况，为高务实这个东家做参谋，为他查遗补缺。
现在刘馨走了将近半年，一季度发生的事所引发的问题就没有人能像她一样敏感的发现并报告异样给高务实知道，而高务实这半年内事外事都一大堆——战场开了三个，内部又是保障西征军后勤，又是全国性各处救灾赈灾，又是准备下一步的军事改革和科举改革……他也是个普通人，哪里还关注得到那些没有被归纳总结过的京华各部送上的消息？
比如刚才上海港上报的消息，高务实当时看过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哦，商贸量下降了，原因是我封锁了日本以及南洋打仗，那很正常，仗打完就好了。
于是，他的回复比史料中那些皇帝也没强到哪去：“已阅，舰队方面尔等自行联系咨询再报。”
但此时因为发生了他不能理解的江南财阀暴走，导致浙江宁绍兵备直接弹劾他这位首辅本人的事件，他才不得不来认真整理这半年下来的各种资料——也算他是专业的，否则还没这么快搞明白——才发现其实问题并不难找。
最直白的就是，日本、南疆两处开战，导致江南财阀们的生意严重受损，而这笔账被直接记到了他高务实头上。
但高务实的认识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晰，因为他知道历史——世界史，所以他此刻一认真下来，很快就明白其实此时全球经济都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之中与大明相关的部分，几乎都是不利于大明的。
这要一个个说，第一个关键词：价格革命。所谓价格革命，其实是指西班牙殖民帝国从美洲掠夺海量金银带回欧洲所造成的欧洲金银贬值、物价上涨。然而，高务实的出现使得这一次价格革命与历史上的价格革命出现了一些变化。
历史上的价格革命这里不多谈(都说想知道的自己会去查，那我先信了)，此次的变化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大明经济联合体(大明+京华实控区)比历史上的大明“白银黑洞”效应更强大许多；二，京华迫使西班牙交出菲律宾、葡萄牙退出南洋，导致西葡共主联邦可以集中更多力量回到欧洲，而同时其在亚洲获取的利益未必减少。
这两点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的局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变化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
经济方面，西葡共主联邦在东亚、东南亚的贸易虽然需要交税，但高务实的“重商主义”(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商主义)使得它们在东亚的贸易额相比历史上反而大大增加，这使得它们能从东亚、东南亚获得更多的商品卖到欧洲，或者自己使用，这大大增强了西葡共主联邦的经济实力。
西葡海军虽然在此前仍然遭受了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失败的厄运，却更快的恢复了实力，在“奥斯坦德之围”之前便几乎彻底封锁了荷兰沿海。
与此同时，由于战争需求，西葡帝国来南疆贸易时减少了对其他货物的收购，反而加大了对武器弹药的买入——这并不奇怪，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早已见识过京华的武备，而且他们自身的生产能力并不充足(历史上就不充足，西班牙特色就是老子有矿，造不如买)，大力从京华购买就成了自然而然地选择。
军火的暴利可不比丝绸瓷器和香料差，当然此处影响到江南财阀的部分在于：买军火不必去上海和宁波(以前他们也不能直接去，但和京华做生意则京华自己的船也得去)，只要直接去定南就行了。
再加上他们的运力也是有限的，运了军火就得减少丝绸和瓷器，这就直接导致江南财阀的主要生意几近腰斩了。
也许有人会问，生意差点就不能活了吗？答案是：差不多。道理并不复杂：前些年这一类生意一直是消费旺盛而供应不足，于是江南财阀们拼命扩充产能。但是建厂也好，扩大桑林规模也好，招揽人手也好，这都是需要钱的，钱从哪来呢？
答案是：从京华银行等近年来新兴的银行贷款而来。是的，一切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会走的路，此刻的大明都已经有人在走了。
即便江南财阀对京华一百二十个看不顺眼，但没有人跟钱过不去——京华银行早已公开展示过他们的实力，是全大明公认信誉最好的银行，根本没有人相信它会破产。
再加上京华银行贷款业务本身的先进性，江南财阀找京华银行贷款又有什么好奇怪？要知道，此时的江南财阀已经接近于资本家了，难道有人会指望资本家碍于面子而拒绝赚钱？
这样一来，麻烦就来了：我找你家贷了这么大的款子投入生产，结果你家打仗害我生意黄了，这会儿我啥也没捞到不说，倾家荡产之后，抵押物(厂房、设备、桑林等等)还全得赔给你？
他娘的，杀猪盘都没你杀得狠啊！
高务实之前那一叹就是叹息在这儿：真不是我要害你们啊……好吧，我知道这事好像解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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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算了，有些评论看得我不想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