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 > 大明元辅 >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宝剑
    高务实这句“该弹劾的就该弹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阳大会一锤定音的最终表态。其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高党、整个实学派集团的战斗宣言。

    以高务实的意志所发动的第一次万历党争,就此爆发。

    在他看来,这次党争的核心驱动力,是保证阁权优势在没有实学派首辅压阵的情况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驱动力,则是确保申时行此次无法在内阁中塞进第二位心学派官员。

    即便大舅丁忧去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

    还有潘晟。

    不管你是见利忘义,还是迫不得已,总而言之,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

    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我还怎么“带队伍”

    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

    一位阁老,够资格当这只猴了。

    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

    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约等于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而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保守派再一次掌权省略一点,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

    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毁灭。

    相较于大明而言,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

    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

    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其实那是误解,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

    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因此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

    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就因为其是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

    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时,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并非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远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居然那样大杀功臣

    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说不准了。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