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列朗對那位昔日的皇帝說“可惜啊，先生們，這麼偉大的一個人居然那麼沒教養。”
Merde在現在的法國是一個溫和的罵人方式，演員們會祝福對方演出大獲成功時用到這個詞，以前演出成功與否要看劇院外長長的馬車隊來衡量，如果車馬多，當然會在大街上留下數量驚人的馬糞。
土倫之戰時巴黎派來的指揮官第一件事就是搜查軍官裏的貴族，拿破崙則用望遠鏡看到了“小直布羅陀”，他明白自己該幹什麼，才越級向巴黎的雅各賓俱樂部去信舉報。
巫術指控的時候，有人是爲了報仇誣告，有人是爲了政治鬥爭才造成社會秩序混亂的。
塞勒姆更是讓馬薩諸塞人人自危，家庭分崩離析，鬧成這樣說到底還是因爲沒有劇院，人們閒得沒有事做，纔給自己找事做。
除了寫“他人既地獄”之外，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寫《存在與虛無》，他深化了胡塞爾的“從實事本身出發”的思想，改造了笛卡爾“我思故我在”，提出了比反思更優先的“反思前的我思”。
在諸多曾經神聖不可否認的神、精靈等等精神造物中，“自我”是不可否認的，否認自我即是抑鬱與自毀的先兆，不論那些施加精神壓迫的人們怎麼詆譭都不要懷疑自我存在的意義，東方有句哲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行弗亂其所爲。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了。
我思是自我意識，反思前的我思是沒有把自我和自身區別開來，分別形成客觀對象，世界和自我和世界渾然一體，也就是古代中國人說的天人合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人體內的小宇宙與大宇宙是同構的，這也是自然法則的一部分。
“我”是應運而生的，天地間總有“我”的位置，在找到了那個正確的位置前會諸事不順，換一個位置，換一個運氣。
西方的上帝則不近人情，就不提約伯那個倒黴鬼了，他成了上帝和魔鬼實驗的對象，全家死光加自己又病又窮全是考驗，上帝說你過關了，就又讓他子孫滿堂、健康富有，人生大起大落如斯，幾個受得了。
普通人活在一個不變的大宇宙裏，上帝是這個大宇宙的締造者，他什麼都計劃好了，人根本不是自由的，所以人不犯罪，善舉是上帝的計劃，善人幹了善事一點好處都沒有，連自我安慰都做不到，清教徒則找了個徵兆，發財就證明自己找到了那個天職，還有什麼比財富更能證明神恩的。
這種神權的專制、要求人絕對臣服，加上羅馬的征服和羅馬人的武力造就了西方文明的內核，少數服從多數看似民主，但蘇格拉底是怎麼死的？不是死於多數派暴政之中麼？
甚至於早期宣揚日心說的科學家、反奴隸制也是少數派，也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價值觀不可以成爲普世價值觀的，它只是符合邊沁功利主義提出的“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一種利維坦結構，當大多數人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利維坦就不復存在，相反的會出現一種反利維坦，人的本性在於自我保存和生存，強制權力沒有建立的地方就沒有所有權存在，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制也就可以侵犯了。
這場暴亂會遍佈歐洲，需要軍隊進行鎮壓，盧修斯馬爾福已經通知了生意上的朋友們記得要提前走了，聽不聽隨他們自己的意願，就像菲利普·英格里希，他也聽到了穆迪牧師的警告了，他不走、要留下打理生意也是他的選擇。
1981年隨着修建國立圖書館的總統當選，法國也曾誕生了大批富人外逃的場面。這些商人、名人和企業老闆和拿破崙三世的歐仁妮皇后一樣，小心翼翼得用路易威登的包打包好了行李，乘坐着一隊隊豪華轎車連夜沿着黑漆漆的公路奔向私人機場。或直接開往比利時、瑞士，據說他們那麼做是爲了逃避新的財富稅。當左翼日報《解放報》知道了這個消息後，立刻用醒目的大標題在頭版上破口大罵“滾吧，你們這些爲富不仁的闊佬。”
有傳聞說當時逃離高盧的法國人比逃離不列顛的英國人還要多，這種現象不足爲奇了，富人也和遊牧民族一樣“逐水草而居”，哪裏的稅率便宜他們就到哪裏去，他們的資金會帶來建設，諸如開曼羣島也是這麼富起來的，它也在加勒比海上，目前不僅是潛水勝地、度假勝地，還是第四大離岸金融中心，和曾經在18世紀非常富饒的海地比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那是個非常和諧的島，就像富人區，吵架都會被視爲衝突，就更別提貧民窟的那種混亂和暴力了。
難怪它被人叫做“天堂”。
但想要去天堂要先逃離地獄，這次情況和上次總統當選不一樣，笛卡爾在他的數學哲學書裏稱呼橢圓爲卵，他的數學不只是心形曲線，還有卵形線折射和“燃火點”。
而在靈魂方面他認爲人的靈魂由激情、驚奇、愛、恨、慾望、高興、悲哀組成。陷入羣體激情的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冷靜下來的，“我不思就我不在”，人一旦進入渾然忘我、混沌、原始的狀態誰都不知道能幹出什麼事來。
也許不會出現法國大革命時當街開膛破肚的場面，但圍毆致死是有可能發生的，幸好平時勤於運動，可穿細跟高跟鞋肯定跑不快的。
狩獵男人沒那麼刺激，要不然瑪麗·沃倫那麼漂亮豐滿的年輕女人怎麼會和莎拉·古德、布里奇特·畢肖普一樣成爲第一批被懷疑的對象。
長期壓抑本我，等它被放出來就是個不斷咆哮的怪物。
那時人臉上往往帶着笑容，就和“小丑”臉上的笑容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