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與死亡的區別只在於是否還會清醒，如果長夢無絕並且沉迷其中，那麼就算是睡着了也像是死了。
在神權統治之下，人們活着的目的是死後上天堂，避免自己下地獄，於是當教會說有功德善庫，以前聖人們所修的功德在滿足了自己上天堂的條件後還有盈餘，“罪人”們就花大把的錢買贖罪券，忘記了自己在活着的時候該做的修行。
人一旦接受活着的時候是爲了幸福，而非爲了死後去天堂享受，那麼他就會着眼於當前他是否幸福。
他不會覺得守貧是一種幸福，也沒有了朝聖的憧憬，有錢當然要買能夠讓自己快樂的東西，酒、食物、香料、絲綢，相比起沙漠，當然是有威尼斯玻璃裝飾的城堡住着更舒服。
苦行與商業社會是矛盾的，然而富有的人又需要教會的權威，讓人們相信財富不均等是合情合理的，貪念能讓人忘記絞索的危險，幹出對自己長遠來看有害無益，短期來看有宜無害的事。這種短暫的幸福感就像是喝了朗姆酒的醉鬼，他喝酒和處於醉酒狀態時是快樂的，然而酒醒後要面對宿醉，並且他的生活狀況沒有得到任何改善。
也許國民會因爲慣性依舊服從國王，但要是他耽於享樂、遊手好閒，那麼國民也會對他失望透頂。
和喬治三世相比，喬治四世總體的表現是個平庸的國王，畢竟他的父親在位時間很長，而且還有好幾個著名的首相、將軍的名望蓋過了他。
人們對他的映像停留在他大腹便便、愛喝酒、終日和一些狐朋狗友鬼混、作風浮誇，一點沒有“王者風範”，因此民望極低。
但他卻促成了一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結婚的儀式，雖然主持婚禮的那個司鐸是因爲欠了一屁股債，不得已而爲之。
一個有酗酒習慣的英格蘭人願意爲了一個天主教女人借酒，而且他還是王儲。稍微有點錢、覺得自己有社會地位的男人都不會聽女人的，哪怕她婚前是人人敬仰的歌劇女明星，婚後還不是要照着他的家規生活。
立憲國王是不自由的，他甚至沒有選擇自己結婚對象的權力，除非喬治四世和溫莎公爵一樣放棄王位繼承權。
溫莎公爵也不是那麼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愛德華剛好在服役的最小年齡，並表示有興趣參戰，他被允許入伍。
雖然愛德華願意去前線，但政府不允許，儘管如此愛德華還是見識了戰壕的可怕，他常到前線探望，這使得他受到前線戰士的愛戴。
子彈是不長眼的，更何況要是主帥死了軍心也就散了，波拿巴的騎具很顯眼，不論是炮兵還是狙擊手，只要敵軍看到他，照着他那個方向打就對了，打死了那可是首功。
要冒着槍林彈雨從容指揮，這世上真沒幾個人能辦到。就算有那麼大膽的，也要看自己有沒有那個運氣，當初阿拉伯人翻過比利牛斯山進攻法國的時候，在普瓦提埃戰役時，指揮被一支流矢擊中脖子當場陣亡，氣勢洶洶的阿拉伯人連夜撤退，丟下了大批輜重，宮相查理·馬特也因此一戰成名。
巫師不可以介入麻瓜的戰爭，牧師也一樣不可以，這麼做是會反噬的。
戒律距離世俗很遠，離巫師就更遠了，阿不思·鄧布利多卻活生生把一個巫師學校整治得像修道院，真正修士都沒他那樣。
十字軍東征某個方面來說是一次解決貴族次子就業問題的戰爭，繼承法將父親的一切都給了長子，次子什麼都沒有，他從小習慣了貴族式的生活，失去財富就要當平民，再不然就去當強盜、僱傭兵。後來《拿破崙法典》改變了這個規矩，只要是父親承認的孩子全部都可以分到一部分財富，這當然受到很多私生子們的支持了。
父親要是偏愛孩子的母親，有時候會犯糊塗，把該給嫡長子長子的給了庶子，如果按照遺囑執行，也許婚生孩子不如非婚生子女拿到的多，這公平麼？
關稅這種國家大事和自己所獲的遺產相比距離太遙遠了，十日談裏記載了不少教會幹的齷齪事，比如那個錫耶納的教士，他當了別人孩子的教父，卻趁着孩子的親生父親不在的時候和孩子的母親幽會，女人佯裝無事發生，還哄騙中圖回來的丈夫，孩子的身體裏有蟲子，是教士幫忙治好的。
那個丈夫不僅對那個教士感激不盡，送給他酒喝，還按照他說的供奉，誰願意做他那樣的“好人”呢？
如果這些“蛀蟲”太多了，需要血與火的洗禮。
位於馬賽附近的康塔特無疑是法國最大的賊窩，全法最慘烈、最野蠻的農民暴動都始亂於此。作爲宗教領地它在名義上歸教宗管轄，後來被併入法國，與鄰近地區合併爲沃克魯茲省，省會爲阿維尼翁，但革命之前這裏可謂一片樂土，不但稅賦較輕，而且逃稅之事也無人追究。“只要有一兩片地，就有酒有肉有面包”。
然而由於轄管此處的羅馬特使腐敗無能，該城儼然成爲了“法國、意大利和熱那亞歹徒惡棍們的避難所;他們只需要向特使們支付少許的禮金，就能在城中獲得庇護，道遙法外”。
此外該城還藏匿着大量的走私犯和他們的窩主，不時地尋找機會突破法國的關口。“城中盜賊和殺手成羣，人多勢衆;埃克斯和格勒諾布爾的議會一直都無法將他們根除。他們之中，既有一時生事的遊手好閒之徒，也有長期以此謀生的專業惡棍”。而市井之間，情婦姘夫、陰謀煽亂者、遊手好閒之徒，以及投機分子與那些從“土倫和馬賽苦刑船上”逃脫的逃犯們摩肩擦踵。城市平靜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動，有如藏有毒蛇的花瓶;一旦時機成熟，就會立刻變爲虎穴狼窩。
法國大革命的譜系首先完成於羅訥河口，該省最大的城馬賽就像是個垃圾桶，容納着各種各樣、各個國家的渣滓，滋生出罪惡的浪花。
當地最有戰鬥力的守軍是瑞士僱傭兵，當巴黎傳來攻佔巴士底獄的消息後，馬賽也發生了幾次暴動，最終國民衛隊被拉法耶特派的自由貴族所掌握，他的身邊圍繞着的大多數市民無論品行如何至少有一定的產業，然而隨着前指揮官被捕，市民們也放棄了權力，將城市交給了擁有4000會衆的馬賽俱樂部手中，而俱樂部的成員基本是一些一無所有的投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