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她看着手裏的書，“尼克”同樣面臨着即將到來的大亂……
“不想看了？”波拿巴問。
她沒有回答。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你下午不忙了？”
他沉吟不語。
喬治安娜去倒了兩杯葡萄酒，將其中一杯遞給波拿巴，然後自己坐在桌邊喝了一口。
“我有事情要告訴你。”她猶豫了半晌後說。
“關於什麼？”他硬邦邦得問。
話到了嘴邊，她又不知道該不該將卡珊德拉說的預言告訴他了。
關於14年後，一場大災難可能會降臨。
“我曾經告訴你，當我希望從別人那裏聽到建議的時候，我會聽的。”波拿巴掏出了鼻菸壺“現在，繼續念。”
“你不覺得煩嗎？”她問。
“和我剛纔在船廠裏看到的比？”他揶揄得笑着“我就當在看一齣戲。”
“看這齣戲可一點都不讓人覺得愉快。”
“悲劇纔是偉人的教室。”
於是她將手裏的酒杯放下，就當是中場休息，繼續朗讀。
清朝的士兵軍服胸前都有一個字，分爲兵、勇、丁、卒。
“兵”是常備軍，他們分爲八旗軍和綠營軍兩種，而八旗軍又分爲漢八旗和滿八旗，提督所統帥的士兵主要是綠營軍。
“勇”是八旗軍不夠使用的時候，在當地鄉村招募的軍隊，他們在戰時聚集起來，戰爭結束時就各自與家人團聚，做自己的活。
“丁”是後勤人員，這個兵種普遍被認爲是肥差，因爲他們主要管後勤供給。
“卒”大多數都是看守犯人的，這個職業沒有任何技術，卻一樣是個肥差，因爲犯人的家屬爲了讓犯人在監獄裏好過一點，往往會“打點”，這樣一來他們就有了俸祿外的額外收入。
廣州這樣的偏遠地區是不可能和BJ城裏一樣有儀仗隊的，但那些胸口有“兵”字的士兵還是儘量將儀仗擺得很恢弘整齊，而一些胸口沒有字的軍官則帶領着“勇”在圍觀的人羣周圍維持秩序，這些圍觀者也是來上香的，單從外貌來看，你無法區別他們是普通居民還是謀反的人。
監察御史“紙鳶”也沒有參與祭祀活動，他也在看那些看熱鬧的人羣。
乾隆三十三年的時候，湖北曾經發生過一次謀反案，當時有個叫孫大有的和尚，因自幼家貧出家爲僧，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境遇差不多。叫魂案發生後不久，又或者是他忽然靈感爆發了，覺得是起事的好時機，在遊蕩化緣時自稱是大明天子後人，本名朱童邵，於荊門聚衆謀反，製作兵器旗幟與清兵交戰。
當時的湖北巡撫就是西林覺羅·鄂寶，如果說鄂寧上奏請乾隆收兵，不要繼續攻打緬甸是因爲戰況慘烈，避免滿清投入太多，傷了國本，那麼鄂寶鎮壓叛亂就是完全的能力不夠，乾隆先後派了兩個御史代替他鎮壓叛亂、緝拿首犯孫大有。
不會有人想當“無能廢物”，但阿斯哈的臉皮夠厚，乾隆罵他是個“至蠢”的蠢材，他也能上奏摺承認自己就是個蠢貨。
鄂寶和接替他指揮的監察御史就沒他那麼走運了，可以在考棚裏坐着躲過炎炎夏日。
他們又要抓“朱童邵”的同黨，還要抓叫魂案的妖黨，忙得不可開交。當時幾乎全省都戒嚴了，傳說蒼蠅也插翅難逃。
然而到了8月24日那天，浙江富陽縣典吏在盤查一家飯店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形跡可疑的人。這位客人有一柄扇子，上書“僕有無價之珍，非有大福量大因緣者不能承受”的字樣。
這是算命先生的常用伎倆，不論他有多少本事，先把“世外高人”的架子給擺起來。要是放在平日可能還有那麼一兩個人想碰碰運氣，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那個“福量”，但此時此刻非彼時彼刻，典吏拿住了這位“高人”，並且搜查了他的行李。
江湖騙子麼，誰會用真名？這位算命先生自稱姓於，但他的船票上寫的“孫客”，典吏頓時疑心就起了，這莫不是那麼好運，被他撞見了“大明天子”孫大有了吧？
接着典吏又找到了一本書，其中一部詩稿上寫着“斷繮脫鎖入行舟，客路也知成罪放”，好像是逃犯的抒懷之句。典吏又問“孫客”何方人士，答曰荊門，然後“在世劉伯溫”就被請去了知府大牢。
還沒過堂呢，“高人”就招供了，他即不姓於，也不姓孫，更與孫大有沒有任何瓜葛，他姓王，是一位秀才，像他這種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能刑訊的！
在典吏的威逼之下，王秀才自己寫了一份供詞。
他說他本人因爲附近有孫大有謀逆案，未免牽連，故而脫逃。富陽縣令看過了王秀才的供詞，也肯定此人十有八九就是朝廷欽犯孫大有，上堂後因爲縣令威脅要用刑，王秀才又說自己姓孫，孫大有是其族侄，犯上謀逆，而且還是用的“大明天子”的名號是要誅九族的，然後他就跑了。
知縣閱過卷宗後發現，湖北通緝的王、孫、於嫌犯年齡在16歲到30歲，堂下之人有60歲了——他要是沒那個歲數也沒有白鬍子擺出“仙風道骨”的模樣，審了半天知縣和典吏也沒搞懂事情的緣由，最後他們只好把“半仙”送到省城處理。
也有那麼湊巧，當時的浙江巡撫愛新覺羅·永德以前煉過丹，追求長生的道家在八旗貴族之間很流行，他從“半仙”行李裏找到了《道德經》、《陰符經》、《諸真錄》等道家著作，還有些算黃道吉日的書，都算不上禁書，唯獨一本《汗漫遊草》的詩稿，即便裏面沒有“反清復明”的文字，也充斥着諸多抱怨。
文字獄沒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規矩，只是做做樣子，把夾棍夾在“半仙”的腳踝上，他就招供了。
“半仙”本名王道定，雍正16年考中秀才，平素擅長堪察地理、風水、行醫卜卦，進來家道貧困，欲外出覓食，原想去河南訪友，到了樊城河道乾旱，於是掉頭去了安慶、蘇州、杭州等地，最後到達富陽，因窮困潦倒，最後靠賣卜謀生，怕人恥笑，所以隱匿了真實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