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晚上10點，波拿巴推開門走了進來，然後又將門給關上了。
“你問的是哪一樣？”她揚了揚手裏的書“這個還是會議？”
“你想聊哪個？”他來到她身邊，緊挨着她坐下。
“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1692年舉行的那次國際巫師大會嗎？”她假笑着說“同樣的情形沒有發生，沒有土拔貂在桌子下面亂跑，也沒有抗議的馬人。”
“聽起來很不錯，你的書讀得怎麼樣？”
喬治安娜懷疑得看着他，他的心情怎麼那麼好？
“你不讀完是不會罷休的，對嗎？有什麼有趣的內容？”
她簡要得將他錯過的劇情說了一遍，接着又說“等把這本書看完了，我要出去多曬曬太陽，再這麼下去我就要變成書呆子了。”
她委婉得說，實際上她想說的是她會變成老蝙蝠，那個常年在地窖裏做魔藥實驗、研究黑魔法、鷹鉤鼻的男巫，因爲常年不見陽光皮膚很慘白，需要她提醒纔會去看臺觀看魁地奇比賽。
“你已經是了，你不是說要把書看完了後再參加會議嗎？你該讓他們等，而不是威脅你參加，你就參加了。”
“我只是不想在乘船的時候把船伕得罪了。”她嘆了口氣“你想繼續和我一起讀還是……”
他不等她說完就站了起來，好像拋棄了她。
“您覺得這本書沒意思了？”她衝着他的背影說。
“當我想看的時候，我會讓你念給我聽。”他微笑着說“即便你已經看過一遍了。”
她沒有搞懂什麼意思。
接着他就哼着五音不全的歌，看他自己感興趣的書去了。
19世紀初並沒有進入電氣時代，照明還是用蠟燭，她感覺好像回到了霍格沃茨的休息室，只是沒有那些打打鬧鬧和開派對的人。
於是她又將視線回到了書上。
前任總是會留下一些瑣碎而麻煩的事，就像提督離開廣州的時候留下了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前任南河總督也留下了一些沒有處理的案件，其中有一項是衙門成員內部的糾紛。
嘉慶二年白蓮教起義的規模越來越大，其中有一夥流寇自奉節沿江而下，到達了“楚境”，沿途匪逆響應，竟然有了要攻打清江浦“常盈倉”的計劃。
常盈倉在淮安的城牆外，雖然有糧役值守，一旦這個國家級糧倉落入白蓮教手中後果不堪設想，於是領侍衛內大臣和剿匪將軍率領川軍，與鎮江總兵所率領的北府兵一起對其進行追剿，在主力被打散後，其餘人化整爲零，化妝成普通人的模樣在“楚境”的城鄉活動。
南河總督的工作是清理河道、防止堤壩決口，和剿匪、緝拿都沒有關係，但是不論是疏浚還是修堤壩都需要人手，於是一些白蓮教徒就混入了運河工人之中。
幹這個活的工人流動性很大，很多時候是“以工代賑”的災民，對於身份的核查也比較難，而且這些白蓮教徒不僅僅借用修運河掩蓋自己的身份，還伺機破壞，將用於修大壩的材料給點燃了，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不得以之下河道總督只好與江蘇、AH巡撫等合作，對河工進行篩查。
當時的AH巡撫還是閔鄂元，就是那個寫了一封奏摺，饒李侍堯不死的AH巡撫。官員也有考覈機制，破不了案肯定要被懲罰，抓人是有獎勵的。一個知縣加上養廉銀，總共也才1000多兩銀子，可想而知典吏及數目更多的衙役們的個人收入是多少。
衙門收取的堂費的多寡是影響民衆是否決定將糾紛告官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一個案子總共10兩銀子，斷然不會有人付10兩銀子的堂費，即便一人付五兩也不肯的，辦案的差役們也會從中得到案費2兩至4兩。可是差役們會慫恿民衆打官司，案費是縣衙衙役們的重要收入之一，盧見曾最初在四川洪雅當知縣，那個地方就治安混亂，訟獄不斷，不止是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過，知縣要處理的案子也特別多。
還有就是棚費，也就是命案處理屍體的費用，屍體要是放在家裏臭了，鄰居也要受影響，這筆錢鄰居和房主都要給。
這個錢以前南河總督府是收不到的，他們也看不上。好的是白蓮教的一把火將倉庫燒了，這樣以前虧空多少就“死無對證”了，壞的是前任河臺上奏摺，請嘉慶皇帝允許增河工料價，被駁回，後又請歸地方田賦徵收，又被皇帝駁斥“病民”，接着他就被革職了。
軍費開支的增加意味着用於民政的費用減少，省掉疏通運河的錢，將糧食改走海運。如果說順治皇帝在位的時候擔心江南糧船裏混進了“海盜”，在天津、塘沽進行“反清復明”，那麼到了嘉慶年間就估計沒人會那麼想了。爲什麼有人會那麼想呢？聽到這個話的人會覺得說這話的人有病，這就叫旗人的江山坐穩了。
一方面是沒錢了，一方面是舊日積怨，前任河臺留下的人產生了激烈的矛盾，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於是其中一方將另一方告到了河臺這裏，上一任沒有處理，留到了提督，不對，是總督這裏解決。
20世紀初美國實行了禁酒令，因爲基層警察機構被腐蝕殆盡，於是聯邦探員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杜魯門總統曾說，“我們不需要蓋世太保或者祕密警察”，當時的聯邦探員已經違背了對付犯罪份子的初衷，而是利用手裏的權力，蒐集名人醜聞，並以此爲把柄進行訛詐。
還有美國的輕罪制度，一點小的可能算不上犯罪的行爲，比如違規停車都會讓車主收到一張罰單，當他無法繳納這個罰單時就會坐牢，到私人監獄裏“工作”。
警察提高了破案率，而且還可以得到些別的收益，而惡性犯罪並沒有減少，禁酒令時期出現了不少黑道大亨，還有“聞名遐邇”的“芝加哥打字機”以及“小提琴手”，這些都是喬治安娜自己想的，19世紀的尼克當然不知道，但他卻記錄了河道衙門與地方衙役，以及河道衙門內部輪班“軍門”之間的矛盾。
河道總督衙門又稱河道軍門署、都御史署，傳說有個人總是挨官司，過年時他對家人說“今年誰都不能打官司。”並且貼了一幅對聯，上面寫着“今年好，晦氣少，不得打官司”，只是沒有加標點，就跟蓮花峯崇文亭的獨聯“水遠天空開雲種玉嫌山淺”一樣，結果他兒子看着對聯念道“今年好晦氣，少不得打官司”。
即便不被一頓好打，兒子過年的利是也沒了。
這是因爲提督在廣州太閒了，所以才讓他到河道總督府忙，對嗎？
和珅被處理了，議罪銀製度卻定下來了，可是新總督遇到的，不是議罪銀能解決的事。
難怪波拿巴不看這破書了，喬治安娜也不想看了，她又不是那些成天在巴黎高等法院“旁聽”的觀衆。
可是她又很好奇兩撥人是怎麼打起來的，有人打架，有人是那種勸架的，有人則是起鬨的，她一直以來都是和平主義者。
“哇哦。”
“怎麼了？”波拿巴問。
“打架。”她興致勃勃得看着書上的插圖“衙門裏的官差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來了。”
“你怎麼對這種事感興趣？”
“你不感興趣嗎？”
他嚴肅得看着她。
她吐了吐舌頭，忘了他也是“官差”，他肯定不喜歡這種場面，早知道不告訴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