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將奧德修斯比喻爲“腳踩浮木之人”，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像奧德修斯，更多普通人就像亂世之中的飄萍，隨着風和水流四處奔波。
斗轉星移間，時間彷彿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叫魂案發生的時候，在那一年之後的一年，和珅和舉人一起參加了殿試題目爲“吉夢”的科舉考試。
“黃粱夢”發生在唐玄宗時期，趕考的書生一覺醒來，老闆煮的黃粱還沒有熟，可能和珅“醒來”後發現，自己沒有娶大學士的女兒，也沒有成爲什麼權傾朝野的中堂，他還是那個驢肉衚衕裏住着的破落旗人，可能還要加上一條，他落榜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他還有年幼的弟弟，這日子以後要怎麼過？
不過他還年輕，不像還活在這個夢裏的舉人，四十年過去滿頭青絲都已經花白了，他就像是旅行歸來的奧德修斯，歲月都消耗在了“蛇環”裏了。
如果說四十多年前的和尚、道士、乞丐是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人，那麼現在這些拖家帶口的難民則是新的，最容易受到攻擊的人。宗族意味着可以得到親人的庇護和社區的保護，廣東人率族而居，每族皆建有合族宗祠，不論他們是不是真的一個祖宗的，只要同姓就算。
有了宗祠後就有了祭田，這片土地是共有的，除了祭祖用的糧食外還會有剩餘，這些糧食又被拿出去賣了，折成銀子拿去放貸生息。如果能正常地借還，那麼也就罷了，如果遇到不能正常借還的，對小門小戶就仗着人多追債，如果勢均力敵，則在祠堂邀約，然後出去械鬥。
如有人受傷，從公共費用中得到補償湯藥費，如果遇到死亡，也會有田產補償，如果遇到鬥毆殺死別人的，也會安排人頂罪，於是廣州巡撫王檢便借用了宋臣范仲淹的方法，設立族正、族副，避免這種社團性質的宗祠出現。
江南也有宗族和祠堂，不過江南的宗族與閩粵宗族的差異很大，他們也有族田，卻是用來辦義塾的，保證一些貧困的族人也能唸書。除此之外還設立獎勵，考得好的學生可以拿到“賀銀”，這也是從族田所得出的，其餘所得設置社倉、義倉，義莊也會提供棺材，用於收斂沒有後人的族人的後事。
這種道德凝聚力不同於暴力，是一種更爲持久有效的控制手段。同樣江南人很重視水利，幾乎將之與人才培養等同爲國富民強的根本，而宗族強大的凝聚力一定程度弱化了國法的控制力，孫宗彝提出的治河方法是以高郵地方勢力利益爲基礎的，高郵百姓當然支持，鹽城卻不會肯幹的。
下水道沒人肯要，灌溉渠卻有人爭搶，高晉在射陽湖等處修了引河後，各個縣自己也會挑河溝，不論是修水壩養魚加灌溉也好，又或者讓沼澤變成稻田也罷，這些學了水利的鄉紳自己會動員村民。還是老問題，出錢容易，找人麻煩，還有不想出錢也不想出力，反而想趁着這個機會“倒打一耙”，灌溉渠從他那裏過要給賠償。
屁大的事情也能打官司，何況是這種“大案”，審理了兩年後那個告孫宗彝的“裏猾”被定了罪，不過他們還是拒不執行。孫宗彝自己找了個臺階下，均攤裏役是多年前的事，後來兩人都被輕判了，罰了又好像沒有罰。
這個“裏役”主要還是漕運，與河工關係不大，甚至於工程還有人爭着建，一般工程物料是官府買，由鄉約經辦，人工成本是可以削減的，他報價的時候按照很高的人工報，再找一些難民、遊民去幹活，中間的差價就是鄉約的了。
張拱辰告孫宗彝的三宗罪裏就有這一條，孫宗彝當時和知州是監管，經辦的是“鄉約”名叫顧簡，他把顧簡“經費出入”的罪名安在了孫宗彝的頭上。
河夫每日工錢四分，他只給數釐，這種又苦錢又少的活只有難民才幹得下去，甚至有時候難民也會無故曠工，他曠工後幹什麼去了呢？
那把火究竟是誰放的現在已經很難查到了，如果告訴鄉民們，這些難民裏混有白蓮教的教匪，便會重演四十年前的事，所以除了加強對河夫的管理和增加衙役們巡視外，並沒有太大的動作，抓“亂黨”時也會安其他的罪名。
河夫們被安置在不同的棚戶區，彼此沒有什麼往來，等有了別的出路後他們也會離開，來來往往流動性很大，治安也就比較混亂。“浮萍”、“漂泊無定”就是這樣的，拖家帶口的難民和那些單身漢之間也有矛盾。白天男人出門了就只有女人和孩子在，而那些無業遊民穿着破爛，還跟着流動賭場，走到哪兒就賭到哪兒，贏了就揮霍，輸了就偷東西，偶有惡性犯罪發生，即便他們被官府抓了，一般也不會有人關心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去了什麼地方。
白居易寫了首詩：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亂後，他並沒有經歷過李白生活過的盛世，他的詩也沒有李白的那種仙氣，更加通俗易懂，寫的也是賣炭翁這樣的“人間煙火”。
一車炭，千餘斤，卻只換來黃衣使者白衫兒半匹紅紗一丈綾，在唐代的時候，絲綢是可以作爲貨幣的，這點錢根本就不夠。這不叫明搶，而是這是活在“天子腳下”纔有的“宮市制度”，只不過滿人入關的時候改成了跑馬圈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圈地才停止，包括部分地主在內，都變成了流亡他鄉的流民。
清初的圈地和英國的圈地運動完全是兩個不同性質的運動，所以即便要逃難，難民們也不會去直隸，反倒是直隸的流民，人人都知道江南是好地方，不只是乾隆知道，普通人也一樣知道，不斷流入江南。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