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最爲關鍵的是條約，即便是諾曼人統治期間，他們曾認可並且維持了一些舊條約的效力。
其二就是幫助諾曼統治階層瞭解昂格魯-撒克遜人的社會習慣，看起來很像昂格魯-薩克森貴族的馬爾福實際上是跟着威廉一世來到英格蘭的諾曼人，他家收集了不少麻瓜寶藏和藝術品，這其中包括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的手稿，內容是關於她翻譯西塞羅論文的。
女王的手稿當然不止一件，她還翻譯了別的古希臘學者們的作品，同規格的都是被收藏在皇家圖書館裏的，輕易不會示人。
在他的收藏品中還有一本13世紀由僧侶抄錄的《英格蘭的法律與習慣》，講述的是一位英國法官審判偷盜罪，該法官認爲“偷盜行爲如若缺乏意志與企圖，就不構成偷竊，因此孩童與瘋人就不應受罰”。
小孩子偷竊在當時大概兩個原因，一個是模仿，另一個受他人指示，比如街頭流浪兒被成年人控制着扒竊，他們只知道如果不偷夠足夠的錢包，成年罪犯會不給他們飯喫，沒有想過用扒竊的錢包裏的錢。
“不當行爲是由意志與企圖這兩個條件來界定的，因此沒有偷竊的想法，偷竊就不成立。”
關於瘋人則是引用羅馬法學者莫德斯丁的著作，他認爲羅馬法從寬處理瘋癲者是因爲“不幸的命運”（infelicitasfati），主張即便瘋癲者有犯罪行爲，但是基於他們本身的不幸，無法像人那樣有理性和理解力，像野獸一樣，因此雖構成犯罪也得以豁免。
18世紀的英格蘭與威爾士，偷竊財務超過40先令的9歲孩童就能被處以絞刑，當時每年約有兩百人被處死，因此陪審團常常會故意降低認定贓物的價格，以避免幼童被處以絞刑。
同時對於瘋人的標準也和過去不一樣，以前的人認爲天生癡愚、無法數到20先令，不知自己父母、無法瞭解他人指示教導的都是瘋人。
這些都是利用一般人對於某些狀態的類比所理解的精神異常（insanity），大概也是在這個時候，精神異常不再是醫學詞彙，而是作爲法律術語使用了。
如果一個人真的精神異常到不知道自己名字、家人等等，那麼他有能力犯下罪行的可能性也很低，這時人們對於瘋人的理解，從野獸一樣缺乏理性，變爲缺乏區辨能力，他無法區別善與惡、對與錯。1833年時有一個蘇格蘭人，他甚至無法區別表是不是個活物，當他看到表不動了，以爲它和雪地裏動物一樣被“凍死”了。
這種情況被稱爲局部精神異常，但這種局部精神異常是不能免罪的，因爲人們覺得這個人還殘存着一些理智，可以明辨行爲善惡，剋制自己的意圖。
到了19世紀初，準確地說是1800年，當喬治三世在特魯裏街皇家劇場看戲時遇刺，刺客名叫海特莫爾德，他曾經是1794年參與英法戰爭的士兵，由於重傷——兩把刺刀刺進頭顱，並且還有一刀刺進身體——他被戰友拋棄，卻奇蹟一樣康復了，隨後出現了精神異常，數年常陷入無法控制的暴怒之中，家人們不得不將他關在家裏。
在詢問中，警察很快就明白他有精神問題。他行刺的動機是因爲他認爲人類將遭遇災難，唯一可以改變這個命運的方式是讓他殉難，但他又害怕自伐會下地獄，於是他假裝要傷害皇室成員，不過他當然不願意傷害自己敬愛的國王，他只是相犯叛國罪，然後被絞死罷了。
海特菲爾德的律師很清楚，他的行爲沒有辦法適用於是非對錯準則，被認定爲精神異常，因爲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行爲產生的後果。
於是他在辯論時提出，精神異常的鑑定準則不應該只侷限於思考能力和察覺對錯方面，還應該有“妄想”的存在有無。有鑑於海特菲爾德在戰爭中立下的功勞，陪審團判定了海特菲爾德精神異常而無罪，他被移送到精神病院並終老於此。
1805年，有一個名叫約翰·貝林罕的商人，他因爲拿破崙戰爭不斷倒黴，於是決定去俄國去碰運氣，但因爲債務問題被判入獄，他向英國駐俄領事館求助，認爲自己遭到了誣告，但當時因爲世界局勢等複雜原因，官方並沒有介入對俄國內事務，他在監獄裏關了5年。
等他出獄後，他向外交部索要賠償，不過在案發前六個月他都沒有得到任何回覆。
他最終認爲刺殺是解決之道，接着在1812年5月1日，他守候在下議院的大廳，將當時的首相斯賓塞·帕西瓦爾開槍射殺。
審判在5月15日舉行，他平靜地步入法庭，一如他在一週後平靜地步上絞刑架，他拒絕以精神異常抗辯，因爲他不期望自己的控訴會因爲精神異常失去正當性。
這個案子讓海特菲爾德案建立起來的“妄想”是否可以判定爲精神異常而無罪的準則受到考驗，在1810年時，《拿破崙刑法典》第64條規定：被告於行爲時精神異常，就沒有犯罪或犯行。
就比如一個間歇性精神異常的人，他就像間歇噴泉一樣，“噴發”的時候無罪，沒噴發的時候還是能分辨是非對錯和道德的，這是基於精神病醫院醫生的觀察得到的數據，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瘋到神智不清，與法律上規定的精神異常畫等號，這種情況下他犯罪一樣要承擔罪責的。
懲罰的種類有很多，比如不做作業就不許玩，做作業和玩之間沒有因果關係，但那是強制這麼規定的，這種懲罰被稱爲抵罪懲罰。而報應的懲罰則有因果關係，比如某人幹了件超出其他人包容極限的事，爲社會所不容，受到嫌棄。
在1884年的案子裏，大多數水手及其家屬可以接受他們的食人行爲，而有些人則不能，比如那些在威斯敏斯特，從來沒有去大海上航行的“老爺”們。
如果三個成年人當時不那麼做，而謹守道德，那麼他們就會遇到卡納安德斯之板中提出的結果之一，即兩人因爲互讓而死，儘管他們距離獲救還差4天時間。
但船上的人又不可能預知未來，他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能得救呢？
儘管這個案子最後的結局是他們沒有被判絞刑，而是被監禁6個月，船長達德利出獄後回到澳大利亞，他終生都被鄰居們稱呼爲“食人魔”，直到1900年他死於在澳大利亞爆發的黑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