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皮爾向議會提交了三個法案。第一個法案計劃在三年後完全廢除糧食進口稅。第二個法案是降低所有關稅。第三個法案是保護愛爾蘭的財產和生命的強迫性措施。前兩個法案被通過，第三個法案被一個保護稅用戶者、極端主義者、輝格黨和愛爾蘭人的聯盟反對。
在皮爾看來，政治本質上是行使道義，這一事實使他變得不同於威靈頓、梅爾本和帕麥斯頓。
極端個人主義是爲了達到個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而不惜一切後果採取極端手段的思想和行爲。
人是自私的，但是極端個人主義是絕對百害無一利。
愛爾蘭饑荒之後，出現了財政恐慌，從俄國和美國購買的穀物使得黃金大量外流。結果，在1847年出現了向銀行擠提存款的浪潮。
接任皮爾的首相約翰勳爵對財政一竅不通，他和阿爾伯特親王找來皮爾，皮爾向他們兩人解釋了銀行法的作用，這時憲章運動掀起了高潮，在倫敦肯辛頓康芒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在這關鍵時刻，內政大臣喬治·格雷爵士很沉着。威靈頓許諾許諾要給憲章派充分的潛逃機會。當局徵召了17萬警察，軍隊任然忠於政府。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前，英國的局勢已經很糟了，對外發動戰爭能轉移內部矛盾，兩次戰爭相差時間二十年。當時的滿清遲緩而魯鈍，如同一個大夢初醒的人，並沒有形成有效的應對策略，英國政府的反應也很遲緩，如果要修一個醫院可能光決策就要審批7年，但是年輕的資產階級不僅靈活並且還了解滿清的情況，一如現在的華僑和黑幫，他們已經滲透進了英美的各個階層裏，不論是黑道還是白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會做生意並且非常有錢，在這個資本是最高權力的國家誰會忽視華人的意見？
內鬥每個國家都有，日本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崩盤就和大藏省與日本中央銀行的內鬥有關，現在和波莫娜喫飯的男人們聊的就是這個。
三重野康想要對國內的經濟進行改革，但是卻有保守派的阻撓。
大藏省是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直到2000年期間存在的中央政府財政機關。明治維新時期的“先進思想”在20世紀已經非常落伍了，大藏省的官員還以爲掌握利率就能掌握經濟。
日本中央銀行的“日元王子”們想自立門戶，不再繼續受大藏省管轄，然而那不是那麼輕易能做到的。
廣場協議不論是日本主動同意增加匯率還是美國人逼的，這都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行爲，損害的是國內有出口貿易的企業，昔日喊着“尊王攘夷”，敢在京都進行暗殺的維新志士已經沒有了，留下的只是一羣屈服順從的官僚而已。
在房地產泡沫破裂後，大藏省曾經打算通過調整匯率來挽救國內經濟，也就是讓日元貶值，可是那個時候日元已經國際化了，英美不會坐視日本再次經濟崛起，中國也趁着這個時候報一箭之仇，日本拋售多少日元出來，市場很快就消化了，大藏省不但沒有讓日元貶值，甚至還讓日元升值，這樣更加不利於國內經濟了，那場“狙擊戰”就有倫敦華商的“通力協助”。
要挑動外匯市場幾十億美金是遠遠不夠的，不過積少成多後，就算是一滴水也會成爲汪洋大海。
日本中央銀行和大藏省的角逐以中央銀行勝出結束，大藏省最後解散了，中央銀行獲得獨立，然而經歷了大起大落後，普通的日本人已經沒法承擔那麼大的風險，不再輕易消費和貸款投資了。
不論之後的日本政府如何刺激消費，調整利率都起不了作用，畢竟大家要存錢爲老了之後打算，只是有的時候在垃圾桶裏還能找到成捆的現金，那是老人存起來的，可是他一個人死在房子裏，幾周後屍體發臭了才被人發現，來收屍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那些遺物裏藏了安麼多錢，就當垃圾處理掉了。
三重野康和日本政府角逐的時候根本沒有去關心普通平民是怎麼想的，他最終實現了他的個人目標，卻將普通民衆的利益給犧牲了。
大藏省在他上任之前就加息了兩次，再次加息簡直就是自殺，於是大藏省限制了窗口指導，尤其是房地產貸款，並開始收房地產稅，這加速了泡沫破裂，沒有了房地產這個“印鈔機”（派生貨幣），在1991年日本貨幣增速斷崖式下跌，銀行借出去的錢都成了收不回來的壞賬。日本人一瞬間從習慣了花錢大手大腳到節衣縮食，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了，很多人都受不了，自殺率攀升，大量青壯年死亡。
這一部分人是日本經濟的“引擎”，沒有了他們，日本就要靠老人和小孩子來推動內需了，可是小孩子已經成了“平成廢物”，老年人也沒什麼力氣了。
壞賬如果多人一起還，那麼還起來沒那麼喫力，壞賬多，人口少，還起來更喫力。利率只是用錢的成本，沒有貸款一切都是枉然，三重野康聽從了大藏省的命令減息，但是基礎貨幣發行權還在中央銀行手裏，危機發生時往往伴隨着通貨緊縮，連銀行都沒錢了，屆時將引起一連串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個時候解救的辦法就是量化寬鬆，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資金。
但是三重野康沒有那麼幹。
結構性改革可能造成暫時的通縮，卻能在之後換來一個更高效的經濟。
央行當然可以印錢，只是這麼做的話大家都沒有改革的動力了，日本人就是這種不成功就殺身成仁的性格讓人實在受不了，大藏省通過降低利率來救市的辦法卻因爲無錢可借而煙消雲散，民衆對大藏省失去了信任，90年代中後期，媒體上經常爆發出大藏省的賄賂醜聞，大藏省成爲了民衆情緒的發泄口，於是乎，央行提出了“獨立”的要求，處於被動局面的大藏省無計可施，只好就範，2000年的時候它被拆解了。
換句話來說，就是神仙打架，殃及池魚，普通民衆什麼都沒做，只是成爲了某些人登頂的墊腳石罷了。
波莫娜能聽懂他們在說什麼，可是她實在不想參與他們的話題，只是悶頭喫菜。
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新中國是工人政黨，資本並不是最高權力。
這一次倫敦華埠遊行示威，大使館的人還是表示了支持：如果說英國政府和房地產商提出了對華僑不合理的條件，那麼英國就會失去一部分貿易。
世界那麼大，供貨商那麼多，英國的工業產品日本也可以生產，何必捨近求遠呢？
現在已經不是一百年前了，麻瓜首相已經不顧民意出兵伊拉克，如果還想和鴉片戰爭時一樣“先斬後奏”，在信息化的時代恐怕很難做到了。
再者，英國能打贏中國麼？
波莫娜在喫飯時偷看着林先生旁邊的那個年輕人，亞洲人普遍看起來很年輕，他和哈利參加霍格沃滋之戰時差不多大。
只是在這種耳聞目染下，他就算想成個普通人都很難了。
一個討論下一餐喫什麼的父母不可能教出天縱之才的兒子的，林家的餐桌話題聊的是日本經融危機和央行、政府之間的博弈。
然而，正是那些普通人推動着時代發展。
就算註定要做墊腳石，他們也可以選做誰的墊腳石。
時至今日，人們還在懷念羅伯特·皮爾，曾經好評如潮的三重野康，卻被人稱爲“平成之鬼”。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脣亡而齒寒。
常平之戰齊王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即便有稷下學宮一樣輸了天下。
面對那個潛在的危險，波莫娜卻並沒有聲張。
就像張濤說的，東方和西方就像是孟加拉虎和少年派，少了誰都活不下去。
於是她將精力都放在桌上滿目的美食上，反正她是個只知道喫的赫夫帕夫，而且還是個女人，誰會在意她想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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