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考古俱樂部以外他還是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和帆船俱樂部的會員，實在看不出這個“書呆子”居然也會與“運動”有關。
傲慢又古怪，除此以外他家還真的很有錢，他有一艘豪華風帆遊艇，衆所周知，法拉利是豪車，而意達馬遊艇公司是跟它一個集團的。
佛羅倫薩畫派注重素描，達芬奇的《維特魯威人》的關注度並沒有像《蒙娜麗莎》和《最後晚餐》那麼高，畢竟那是鋼筆和墨水繪製的一副素描手稿，但黃金比例這個概念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它被應用到數學、物理、建築、美術，以及船舶、汽車設計之中。斐波那契的螺旋線就是按照黃金比例所繪的，詹盧卡的颶風號的船弦上就畫了一個斐波那契的螺旋線，據詹盧卡所稱，颶風的形狀就是符合黃金比例的。
這個名字真的很不吉利，別人給船取名都是諸如兒子女兒的名字什麼的，他偏偏取颶風，就像他嫌船沉得不夠快似的。
麻瓜的高中是個神奇的地方，孩子們不是根據家裏的條件來判斷階級，而是看他會不會運動、外貌以及別的稀奇古怪的標準來評價。
詹盧卡是食物鏈最底層，莫妮卡則是受歡迎的女孩，很多威尼斯女孩高中畢業後就會離開，她則是因爲家境留下了，掙錢存學費去米蘭學服裝設計。
威尼斯有很多世界級富豪，問題是他們很少和威尼斯當地人接觸，威尼斯沉了他們就換一個地方，比如摩洛哥，只要把那些真跡帶走就行了。
若干年後唏噓一聲，那是個多麼美的地方，真是可惜，居然和亞特蘭蒂斯一樣沉了。他們是不會去拯救這個城市的。
同一個碼頭的另一艘船上有很多超級模特，還有攝影師陪同，他們也是“遊客”，儘管他們揮金如土，爲威尼斯提供就業機會，並且過着豪奢的生活。
曾經有一首詩是這麼寫的：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工會成員；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爲我是新教教徒；
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爲我說話了。
這首詩歌之所以這麼寫和1936年的一個新聞報道有關。當時有個瑞士天主教徒的孩子，他祈禱希特勒早點死，於是德國報紙全部都報道天主教徒同情這種煽動行爲。
樞機主教法爾哈伯在一次佈道的時候說：“一個國外的瘋子瘋癲發作了，難道就此就有理由懷疑整個德國天主教會嗎？你們都可以證實，所有的週末和節日，我們都在祝福元首，如我們在協議中承諾的一樣，但是現在，人們可以從街頭報紙的大標題上看到‘他們祈禱希特勒早死’，懷疑我們對國家的忠誠，我們感到很生氣，我們要做一個迴應，一個基督徒的迴應，天主教的信徒們，我們現在一起爲元首的健康祈禱，這就是我們的迴應。”
很久之後，主教伽倫說：我們基督徒不會造反，我們將繼續服從神，出於我們對祖國和人民的愛，盡我們的職責。我們的士兵將戰鬥，爲德國犧牲，而不是爲了那些在神和人面前令德國蒙羞的人而死，反對我們中的那些敵人，他們折磨毆打我們，我們不能拿起武器來戰鬥，我們只有一樣武器，堅強、堅韌和忍耐。
國內報紙那麼煽動是有目的的，《衝鋒報》總編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在演說中指控猶太人意圖控制世界，以剝削非猶太人爲生。
軸心國的戰爭機器運轉起來需要錢，第一個受害者是猶太人，第二個受害者就是天主教，因爲他們一直以來都很有錢。
《衝鋒報》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多次遭到查禁。即便是**黨內部，《衝鋒報》也是惡名昭彰。不僅空軍元帥戈林禁止他的下屬閱讀《衝鋒報》，希特勒青年團內部也禁止團員閱讀《衝鋒報》。1933年**掌權以後，《衝鋒報》印刷量達到巔峯，讀者多爲年輕人和社會底層。柏林奧運期間礙於國際視線，短暫停刊。二戰以後，紙張供應緊張，加上猶太人陸續淡出德國社會視線，《衝鋒報》印刷量大減。德國戰敗後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逃進“阿爾卑斯山壁壘”，化妝成畫家和妻子一起藏在蒂洛爾的魏德林附近的一座山莊上，他在那裏被美軍發現。
紐倫堡大審判的時候他以有密謀罪、破壞和平罪、戰爭罪、種族屠殺罪以及反人道罪與另外11名戰犯一起被判處絞刑。
他一個人都沒有殺，他只是煽動和灌輸那些激進的思想，年輕人和社會底層本來就很容易被洗腦，因爲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了。
狩獵巫師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假借着消滅巫師的名頭，行“娛樂”之實，打獵動物已經不過癮了，要狩獵人玩。
食死徒殺麻瓜，麻瓜殺麻瓜，誰是弱勢羣體就殺誰，“女巫”就是弱勢羣體，那個寫女巫之錘的人應該是被人狠狠甩了，患上了厭女症，要把女人從地表毀滅。
把殺戮當娛樂，即便對方和自己一樣是人形。
情感是人類祖先送給後代的禮物，殘忍是人類自己給自己的禮物。
惡魔不一定長了犄角，他也可以穿着意大利手工製作的皮鞋。
“冰箱在哪兒？”莫妮卡問正在解開風帆的詹盧卡。
“在水槽的下面。”詹盧卡頭也不回得說。
“你覺得這艘船怎麼樣？”西弗勒斯摟着波莫娜的肩膀說。
“不如德姆斯特朗的好。”波莫娜說“沒有防禦魔咒，連格林迪洛都防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