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教堂音樂不只是有管風琴，還有唱詩班和絃樂。
傑蘇阿爾蒂教堂今天有巴赫的絃樂演奏會，他們入場的時候已經開始了，當時演奏的正好就是巴赫那首非常著名的G弦上的詠歎調。
此刻教堂外正下着小雨，水磨大理石表面溼漉漉的，走在上面很容易摔倒，有一個一個老婦人用乾的海綿把它給擦乾了。
然而沒多久，等新的人從外面進來了，地上又是一串腳印，感覺她做的像是無用功。
波莫娜很快就把注意力從她的身上移走了。
這首曲子被稱爲最接近天堂的聲音，她可不想錯過。
巴洛克風格也很豪華，和洛克克風格很相近，不過巴洛克的花紋要大氣一些。
在這個華麗的多明我教會的教堂裏聽這個音樂確實別有一番風味。
如果不是蜜月快要結束了，她心情會更好。
復活節假期正好碰上滿月，他們又要回去對付狼人了。
如果沒有烏姆裏奇的狼人法案，狼人不至於被逼的沒有活路，或許也不會有那麼多芬里爾的追隨者。
到目前爲止被狼人咬了還是絕症，沒有藥物可以醫治，狼毒藥劑也只是緩解一下變身時的傷害，並且價格非常昂貴。
抄樂譜求生這件事只存在於法國和德語國家，威尼斯一直都是音樂印刷的中心。
手抄的速度絕對比不上印刷的速度，作曲家也需要宣傳自己的作品。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歐洲的音樂開始注重音樂的曲調，而非故事和內容，現在的音樂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歌詞配上朗朗上口的歌曲，只要調子好聽就有人聽。
這是每個人的喜好，莉莉也趕流行一樣喜歡過披頭士，波莫娜對音樂沒什麼特別要求，哪怕是流行音樂，只要不是那種鼓點強烈的搖滾她也可以接受。
時代在不斷變化，總有一些東西還有一些人會被淘汰，樂譜打印機代替了手抄，噴墨打印機代替了機械打印機，那些手稿和打印機現在都被放在博物館裏展覽，也許有朝一日噴墨打印機也會成爲它們的鄰居。
追時髦是完全沒必要的，莉莉也跟風一樣“喜歡”了披頭士一段時間，進入魔法學校後她發現自己真正喜歡的其實是魔法、魔藥和烹飪。
陷入羣體效應中的人，哪怕是艾薩克·牛頓也會變得“愚蠢”，他在南海泡沫裏也輸了不少錢，只有離開那些非理性的人羣，或許腦子才能恢復清醒。
“1523年的六月，倫敦有占星術師預言1534年2月泰晤士河會將倫敦淹沒，當時有很多盲從者聽信了這個謠言，有幾萬人離開了這個註定被毀滅的地方。”在帕特里夏的占卜課教室裏，她一邊用那奇怪的抑揚頓挫的腔調一邊說“麻瓜喜歡盲從，尤其是預言，後來到了約定的時間，泰晤士河沒有淹沒倫敦，憤怒的人羣打算殺了那個占星師，後來他靈機一動，說他少算了一百年，世界末日預言往往最能調動人們的注意力，從公元前684年的古羅馬人的滅亡預言開始，到達現今這個年代，地球上已經出現的有關末日論預言高達160多次，這類人的共同特點就是喜歡編故事，觀察這些言論，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不同的職業對於末日論有着不同的職業看法，1530年的那個占卜師以爲自己是埃及祭祀，泰晤士河是尼羅河，會隨着天狼星升起而氾濫……”
有不少女孩發出竊笑，男孩們則對“天狼星”這個詞非常不屑，嘴瞥得都歪了。
在中世紀獵巫時期，多明我教會也是用的世界末日說在瑞士山區進行傳教的，那些宣稱要消除愚昧的宣教士卻到處散佈恐慌，最終村民們被嚇得六神無主，只能修士們說什麼就幹什麼。
恐嚇會讓一部分人抵抗，但更多的人則選擇服從，比如媽媽會恐嚇孩子，你不努力讀書，以後怎麼生存？
社會的職業很多，不一定只有讀書這一條路，一個貢多拉船伕的月收入還比一個工程師多呢。
多讀書不一定會多掙錢，Zodiac掙錢估計不多，否則他也不會那麼偏激了，得到社會認同後，就算不結婚也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不論是社會還是個人感情生活他都沒有得到關注和承認，他就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報復社會了。
在黃道帶島上的事件，當時的“劊子手”穿的是黑衣服，帶着的是黑頭套，古代的劊子手其實穿的是紅衣服居多。羅馬的犯罪博物館裏就有一件官方認可的劊子手馬西莫·蒂塔穿過的衣服，他據說在1796年到1865年處決了500多人。
恐嚇比循循善誘要簡單多了，傳教士和牧師動不動就說末日審判，不做“義人”就要下地獄，信徒們信以爲真，就幹出了很多現代人看來很匪夷所思的行爲。
很多人有個錯誤的觀念，覺得封建王權政府是老邁腐朽、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是年輕廉潔、效率很高的。
這恰好就是一種誤解。
在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王權體制政府是極度具有活力的，它能積極得主導其他人的意志，所有的一切朝着一個方向努力。
歐洲的國王遠不如中國皇帝幹得好，秦始皇修建長城，漢武帝攻打匈奴，隋煬帝修建大運河、遠征高句麗，就連楊玉環想喫荔枝這種事也被唐玄宗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成功了。
埃及的法老修建金字塔，巴比倫空中花園這些無一不是王權下的產物。
如果王權的這個目標是爲了公衆利益，那他就是明君，唐玄宗前期開創的開元盛世就是例子，如果他的目標不是爲了公衆利益，比如濫用八百里加急運送荔枝，以及修華清池等舉動，政權的不斷運作給人民帶來的反而是害處，勞命傷財。
國王的意志就是聖旨，要想盡一切辦法完成解決。
民主制度是反過來的，執政黨想幹一件工程，在野黨就拼命詆譭當他們幹不下去，摩西計劃討論了二三十年才動工，威尼斯照樣年年被水淹，反正政客們在羅馬，淹水淹不到他們。
如果說神學是討論針尖上可以站多少個天使，他們則是爲了針尖大的問題爭吵不休，該乾的事一樣沒幹，反倒是爲了錢的問題吵個沒完。
君權想到的是男性，民主就像是菜市場裏討價還價的女人，如果不是溫斯頓丘吉爾和羅斯福，天知道英美什麼時候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政客們吵完了，**已經佔領歐洲了。
君權需要絕對權威，教會則負責馴養羔羊一樣的子民，讓他們聽從國王的話，國王給教會各種各樣的特權，同時路易十四、十五這樣的皇帝通過奢侈來建立自己的威信，其他國家做不到法國國王那麼奢華，他們學習法國的生活方式，巴黎就成了文明的中心了。
只是貴族的這種生活是建立在千千萬萬法國普通平民營養不良基礎上的。
平民飢腸轆轆，貴族和教會還在大擺宴席，飢餓的人是憤怒的人，憤怒的人是沒有理智的，覆巢之下沒有完卵，陷入那種亂局中不論是貴婦人還是鄉下女人，乃至皇帝和農夫都要面對一個問題：是生存，還是死亡？
改朝換代沒那麼慢，像風馳電掣一樣，很快就結束了，昔日的貴胄要麼淪爲階下囚，要麼人頭落地，而那些“窮鬼”無套褲漢成了“新貴”。
有很多人在雲裏霧裏就失去了一切，致死都不明白自己是怎麼淪落到這個下場。
但是他隱約能感覺到，這和自己的奢侈浪費有關，而這正好就是盧梭攻擊和抨擊貴族的論點。
以愛戴爲基礎的政權無疑是最偉大的，卻是極不穩固的，一旦這種愛失去了，就會被那些曾經仰望着他們的平民推倒在地。
和動腦筋相比，用心去“愛”應該是更簡單的了，放着簡單的路不走，非要走複雜的。
男人娶妻往往是選擇自己的心裏投射，壓抑自己女性特質的男人，最後娶的女人往往是自己的缺點。
“該死。”她低咒着說。
“怎麼了？”西弗勒斯問。
“我找不到那種全身投入音樂的感覺了。”她哭喪着臉說。
“我也一樣。”老蝙蝠毫無坐相得說“這音樂有什麼好聽的。”
她也說不出來爲什麼，感覺樂手們並沒有全情投入，沒有西弗勒斯在科爾納羅涼亭表演的小夜曲那麼有感染力，只是他們的技巧很高超掩蓋了這一點。
“你也去試試。”她慫恿道“你不是有那把帕格尼尼的小提琴麼？”
“你怎麼知道那是帕格尼尼的？”西弗勒斯問“它的主人們明明是六個無名之輩。”
她怒視着他。
爲什麼他總那麼不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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