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第243章 無奈離開老窩
    十月十日,首義紀念會場設在前清萬壽宮,宴會廳設在抱冰堂。

    兩個場所附近皆駐軍隊,旁架機關槍,預防變亂。參加會議的人限制極嚴,各行政官署、局、所、學堂、軍隊只准派二名代表入場,其他一概不準入內。

    袁世凱這日發佈大總統令,授黎元洪勳位。特派哈漢章前來參加武漢的紀念會,並帶來授與黎元洪的嘉禾勳章一枚,以及紀念祭文一道。

    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義週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說,他讚頌一番“中華民國共和立憲政體”誕生,然後便把民國成立一週年“國基未固,民生未寧,秩序未復,紀綱未振,風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現象主要歸咎於鬧事的黨人。對袁世凱則投桃報李,不惜把辛亥革命的功勞完全歸於袁:“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華民國得有今日,皆我大總統旋乾轉坤,與各都督宣戰議和。”

    黎元洪演說之後,惟恐黨人會有非常舉動,匆匆離開會場,連國慶宴會也未敢參加。

    首義紀念日在機槍、大炮保護之下過去,但局勢遠未平定。一九一三年陰曆年關,又發生“同志乞丐團”的反黎活動。

    同志乞丐團的主力是退伍軍人。據他們自己說,因“謀生乏術,日食維難,曾上書黎氏求籌生計,被置之不理”。於是以胡某等爲首,聯合被迫遣散而生活無着的起義官兵組成同志乞丐團,設立事務所,印發傳單,共謀乞丐生路。

    臨近舊曆年關,同志乞丐團向各富戶告貸年費,於是各“偉人鉅子公館鹹有破衣無褐輩”要求資助,此去彼來,絡繹不絕,甚有成羣結隊硬索巨數,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衆,茲擾來府,別蓄隱謀”,即派人攜銀一萬二千元,交給該發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團拒卻不受。

    當黎元洪獲悉該團參與革命黨人活動,組織祕密機關,準備發難後。黎元洪隨即派軍警進行抓捕,抄封機關、搜查軍械。捕獲之人皆由軍法處祕密處死。

    城內宣佈戒嚴,每日下午二時即閉城門,除軍警、憲兵外,又加派正式軍隊二營公駐各街巷,並加派楚材號軍艦逡巡武漢。特飭警廳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準商鋪停貿閉市,不準舉辦慶祝活動。

    以至商民“無不嗟怨共和反不如專制之自由也”。

    湖北輪軌交匯,處於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北軍南下可以長驅湘、粵,東進可直搗贛、皖,是“二次革命”爆發前夕孫中山、黃興力爭之省。他們派人遊說黎元洪,勸他至少保持中立,“勿惑於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豈料黎卻抱定“非袁則亂”宗旨,表示“堅定擁護項城”,“必力助袁總統”,站在袁世凱一邊。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上海發生震驚全國的宋教仁謀殺案。三月二十五日,湖北革命黨人田桐由上海回到武漢,攜帶一封黃興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濟民、蔣翊武、熊秉坤、蔡漢卿的密信,其中稱“遁初慘遭狙擊,經據兇手具吐實情,令人駭怒。大憝未除,必滋後悔。吾黨同志,務當振奮精神,從新努力”。

    兩天後,由季雨霖出面,在武昌曇華林宴請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和政界知名人士十多人,會後成立改進團。推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爲首,以“改進湖北軍政,繼續努力進行革命事業”爲號召,“彰明較著以推翻今政.府爲主義”,並散發傳單,聚衆演說,“雲非推倒項城(袁世凱)、黃陂(黎元洪)及諸官僚,吾民終不能享共和幸福”。

    改進團由季雨霖、蔡濟民、詹大悲、吳醒漢負責“倒黎反袁”軍事行動方面的佈置,楊王鵬、溫楚珩等負責聯絡和總務。

    設祕密機關於漢口碧秀裏和武昌大朝街、巡道嶺等處。

    改進團的主要採用請喝酒、敘舊情等方式,聯繫在軍隊中擔任職務的黨人,以他們所掌握的武裝爲基本力量,同時廣泛招納退伍和失意的閒散軍人以及會黨羣衆。又在會黨活躍的荊襄一帶遍設機關,發展組織,“旬日間擁衆數萬人”。

    五月二十日,改進團的重要成員容景芳正在漢口如壽裏請客,被黎元洪的偵探破獲,當場逮捕在座的旅、團長多人。接着又偵破改進團的祕密機關多處,捕拿數十人。黎元洪命令祕密處決二十多人,同時下令通緝改進團首要分子季雨霖、熊秉坤等。

    季雨霖、蔡濟民、詹大悲、吳醒漢、熊秉坤等先後逃離到上海和湖南。

    湖北革命黨人幾經鎮壓,黨人被殺得已差不多寥落殆盡、所剩無幾,且難以在湖北立足。因此,在以後的“護國”、“護法”兩役中,湖北始終未能掀起大的波瀾。

    如果說同盟會和民社的相互攻擊,是民主陣營的內鬥。而湖北的倒黎活動和黎元洪對倒黎勢力的鎮壓,則是民主陣營的自殘,自相殘殺。在這場惡鬥中,黎元洪雖然是被動的一方,是爲了自保,但他對黨人的血腥殺戮,也肯定是罪責難逃。從此,黎元洪除了泥菩薩外,又有了個新綽號——黎屠夫。

    想當初,黎元洪奉命帶兵去江西萍鄉,彈壓那起土匪冒充革命黨人的暴動。出發前,因爲搞不清暴動的是土匪還是革命黨,黎元洪專門給軍官們開會。特別強調,此次軍事行動,一個重要問題,是要搞清楚暴動的是革命黨還是土匪,對二者是要不同對待的。

    現在,站在他面前的都是革命黨人。他卻不分青紅皁白的大開殺戒。人們常說,就怕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是的,事怕關己,當革別人命時,可以很超脫,而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就不一樣了。或許,這就是個人的侷限性。

    經過一番殘酷的鎮壓,黎元洪的統治剛剛穩固一些,更大的威脅又降臨在他的頭上。

    自張振武案後,黎元洪已經身不由己,只能靠向袁世凱。

    二次革命時,黎更是一面倒向袁,袁世凱也沒辜負黎,一個勁給黎元洪戴高帽子。曾親筆寫“民國柱石”四個大字制匾送黎。袁和國民黨決裂後,又親書“中華民國副總統府”八個字,製成寬五寸、長四尺八寸的長匾,派專使送到武昌來,掛在都督府門外。

    儘管黎元洪不遺餘力的追隨,可是袁世凱終於不把黎當做自己人,更不放心把這位“民國柱石”擺在湖北都督的位子上。

    早在袁世凱接收南京臨時政.府時,就發表過以黎爲參謀總長的命令,其用意是想以這個位高而無實權的位子來交換湖北都督職位。二次革命時,袁在對南方用兵過程中,一忽兒要黎兼領江西都督,一忽兒要黎兼領湖南都督,其目的都是在繞着圈子要把黎調出湖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