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第263章 事態擴大
    張作霖和湯玉麟感情破裂的導火線,是因爲奉天警務處處長王永江與奉天軍界發生磨擦中,而張完全站在了王的一方所致。其實,理也確在王的一邊。

    王永江,字岷源,奉天省金州(現大連市金州區)人,民國初年學者,被稱爲奉系的財神爺。祖籍山東蓬萊縣,一八七一年出生於遼寧大連。二十歲以縣試第一考取優貢,步入仕途。

    一九一六年,王永江出任奉天省督軍署高級顧問,旋即爲全省警務處處長兼奉天警察廳廳長,始得張作霖信任。

    一九一七年,張作霖委任王永江爲奉天省財政廳廳長兼東三省官銀號督辦。王永江如魚得水,乾得很出色,財政收入迅速好轉,國庫得以充實。從此,他深得張作霖的賞識、器重,每每言聽計從。一九二二年升任奉天省長 ,先後創辦奉天紡織廠、東北大學(兼校長),修建瀋海與洮昂鐵路。

    任省長期間,與孫中山有多次信函往來,曾爲支援北伐軍百萬巨資起過重要作用。一九二三年,曾以奉天省長身份向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提出收回“關東州”、恢復中國主權的要求 。

    民國十五年(1926),其不滿於軍閥混戰,借病請假回籍,從事著述。

    潛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喜詩文,擅長書法,藏書在當時具有一定規模,先後藏書四萬餘冊。並按照經史子集史部分類管理,特別注重易經和醫學圖書的收集,爲其研究和編著《醫學輯要》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一九四五年大連解放後,其家人將所藏圖書中三萬餘冊捐給大連市圖書館。

    著有《讀易偶得》、《鐵龕詩草》(二集)、《易原窺餘》、《陰符經注》及《醫學輯要》、《痼疾窺餘》、《赫山子》、《治世論》、《痼疾蒙談》、《方書選粹》、《鐵龕詩草》等。 亦精書法,摹擬王右軍,筆意饒有風致,東北大學校訓"知行合一"匾額乃其手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王永江病逝於金州,終年五十六歲,葬於金州肖金山。

    光緒卅年(1904年)日俄戰爭時,王永江曾因辦遼陽警察出色,很爲趙爾巽所賞識。後趙欲提拔其爲民政司長,卻被當時軍界首領張作霖所反對。

    等到張自己主持奉天軍政時,也像趙一樣器重王永江,賦予王警政大權,讓他整頓全省警務。

    湯玉麟等嫡系軍人對此深爲不滿,有一次軍政大會上,湯等故意拒王參加以示凌.辱。湯的軍隊經常向警察尋隙而起衝突,事情傳到張耳中,張作霖不護短,重懲滋事官兵,並召集湯等訓話。大加申斥,湯很覺難堪。

    張、湯的不和,正是馮德麟的機會,便極力從中挑撥。馮曾派廿八師五十五旅旅長張海鵬潛入廿七師內部策動叛變,沒能得手。

    張作霖隨後邀廿七師部分高級軍官談話,要求大家以團體爲重。廿七師官佐也認爲對付王永江尚可,反張作霖不可以,湯玉麟因此陷於孤立,乃率兩連兵逃去新民村。湯離去之後,張曾有一封非常懇切的信給湯,全函如下:

    “閣忱仁兄:十七年患難至交,臨別竟未一晤,弟心傷矣!我兄之心能毋傷乎?回憶在桑林子時,我兄、輔忱及弟等共廿四人,屢受洪輔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壽山勾結俄兵,乘夜襲擊,我等冒死衝出重圍,孫德山揹負趙氏出險,投到老達房,家敘五大度優容,推誠相處,稍得喘息。及投誠新民,弟任管帶,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

    “弟因升前路巡防統領,兄升馬二營管帶。後開赴洮南,剿辦‘蒙匪’六十三牙籤、陶什叨等,弟兩次被圍蒙古包內,兄均冒險衝到,弟感激涕零,兄勸慰說:‘不願同生,但願同死。’言猶在耳,永矢弗諼。辛亥之秋,奉趙將軍電回省,亂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於一夜之間,擒獲恆六、張榮等首要,脅從逃散,省垣轉危爲安。

    “弟因統領中路巡防,旋改編陸軍二十七師,弟任師長,兄升五十三旅旅長。及段將軍離任,弟承乏督軍兼省長。他人見我師團結堅固,前途順利發展,十數年間,得長全省軍政,因羨生忌,因忌成仇,挑撥離間,多方破壞,事實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寶貴者,莫過於生命,昔當患難之時,誓同生死,偶以言語之差,視同陌路。我兄向重義氣,今乃不念前情,不思舊雨,決心離去,此弟深爲不解,亦最爲痛心者。

    “況且父靈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養,兄弟妻妾子孫等,食指日繁,開銷日增,兄不爲自謀,也不爲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貴,當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辭而行,挽留無術,何時意轉心回,肯來聚首,富貴與共,決不食言,書不盡意,尚希諒察。”

    張作霖沒有能力執筆,這封信據說是他口授。雖然代筆之人有文字加工,但張緬懷舊日交情和半生歷史,應該是真情流露。

    袁世凱死後,張作霖即靠向了段祺瑞。

    張走段的路線,馮德麟便倒向黎元洪。他派參謀長白運昌赴北京控告張作霖,說張已失軍心,奉天禍變危在旦夕,要求黎總統速派員接替,並說段祺瑞袒護張云云。

    所爲對手的對頭便是自己人,黎元洪當然要站到馮德麟一邊。這樣的上下呼應,不但加劇了張和馮的矛盾,也促使府院糾紛更爲緊張。而國會又參與其中,搞得更是“一團亂麻”。

    北京城內總統、總理和國會之間鬧得不可開交,讓各省軍閥有了藉口和表現的機會。

    民國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馮國璋爲首的全國廿二行省、三個特別行政區的軍民長官,對總統、總理和國會發出了一個“掬誠忠告”的長電。

    電雲:“此次國體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爲元首恭已,總揆得人,議會重開,必能立定國是,計日成功。乃半歲以來,事仍未理而爭益甚,近日浮言胥動,尤有不可終日之勢。國璋守土待罪,憂惶無措,往復商榷,發爲危言,幸垂察之……

    “(下面是規勸黎)我大總統謙德仁風,中外所欽。……然而功效不彰,實惠未至,雖有德意,無救倒懸。推原其故,在乎政務之不振;政務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專……今後政客更有飛短流長爲府院間者,願我大總統、我總理立予屏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然後我大總統可責總理以實效,總理乃無可辭其責。有虛已之量,務見以誠,有負責之名,務徵其實。……

    “(以下規勸段)我總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當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內閣更迭之說起,國璋等屢有函電,竭力擁戴,一則慮繼任乏人,益生紛擾,陷於無政.府;一則深信我總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爲國宣勞。……目前所急待設施者,軍政、財政、外交諸大端,皆早定計劃,循序實行。……近如中行兌現,實輕率急功,致陷窮境。……閣員必有一貫之主張,取鈞衡於總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遷就乎閣員。閣員苟有苦衷,不妨開示,公是公非,當可主持,孰輕孰重,尤當量衡。……

    “(以下規勸國會)此次兩院恢復之初,原出一時權宜之計。不意國會開會以來,紛呶爭競,較勝於前,既無成績可言,更絕進行之望。近則越侵司法,干涉行政,複議之案,不依法定人數,擅行表決,於是國民信仰之心,爲之盡墜。……蓋必自立於守法之地,而後乃能立法,設循此不改,越法侵權,陷國家於危亡之地,竊恐天下之人忍無可忍,決不能再爲曲諒矣……。”

    這個電報是梁啓超——當時研究系的首領,爲了維持段內閣,慫恿馮國璋聯合各省發出的,西南各省軍民長官也隨聲附和。

    梁啓超很現實,拒絕了黎元洪,和實力派段祺瑞走到了一起。

    電報對國會的指責最尖銳,對總統也不乏貶斥之詞。此後,北方各督軍紛紛以個人名義發表擁護內閣和辱罵國會的通電。

    這一來,卻讓在徐州自封爲各省軍閥大盟主的張勳大不愉快。因爲他自以爲應該是代表各省軍閥發言的人,如今好戲卻讓別人唱了,實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聯合了一些軍閥,發出一個請求北京政.府罷免國民黨系三總長(財政總長陳錦.濤、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的電報。

    這下子,局勢是越搞越亂。其實,這裏邊的所有人都是各揣心腹事,各爲一己之私。用現在的話是都想“刷存在感”,誰也沒想把事情往好處搞。

    紛爭繼續擴大,先前雖然發生的許多院府不和,黎、段惡化的事件,但還都是內政方面。現在又增加了外交方面,首先是對日問題。

    民國五年十月月,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倒臺,繼任首相是寺內正毅。

    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政治家,著名財政改革家,日本第八任、第十七任首相。

    大隈重信內閣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任內所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被稱爲日本歷史上最大污點。對此,評論家德富豬一郎猛烈批判道:“這樣對待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就象對待自己的臣屬和妻妾,當然會招致他們的不快。從歐美人來看,日本想要把支那變成自己的屬國。”

    大隈重信內閣其實是個傀儡內閣,被決定日本政壇的元老們失去利用價值而被被拋棄不得不辭職的。他辭職時曾上奏由加藤高明接任首相,遭到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