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們爲了自身利益，不斷給陳毅提供假情報。而陳毅是那種誰先告狀誰贏的人，又總是信以爲真。
比如九月二十六日，他給北京外交部電報說：“喇嘛方面，經王公竭力疏通，亦全體通過，冊封一事……復經回稟活佛，亦奉允許。”
其實，這無疑是子虛烏有之事，但陳毅肯定是編不出來的。
就是這封電報發出後的第五天的十月一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卻寫了一封致徐世昌總統的信，叫墨爾根堪布等五個喇嘛於十月九日帶到北京。
信雲：“今突由中國駐庫辦事大員陳毅，提出取消自治……並提出所擬六十餘條前來……於是本外蒙大衆，鹹以單獨破壞協約……徘徊猶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亦多憂慮，實深不安。”
這封信很明顯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條的。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簡稱哲布尊丹巴，是漠北蒙古藏傳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屬格魯派，於十七世紀初形成，與內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並稱爲蒙古族地區兩大活佛。
十六世紀，藏傳佛教格魯派傳入蒙古族地區，到十七世紀中葉，已經廣泛傳播於大部分蒙古族地區。喀爾喀蒙古部汗王派人赴藏，要求西藏派高僧前去傳播佛教。一六一四年（明萬曆四十二年），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被外蒙古諸汗王迎請到庫倫，並被尊稱爲“哲布尊丹巴”。
一六三四年（明崇禎七年），多羅那他在庫倫去世。次年，土謝圖王妃生一子，被確認爲多羅那他的轉世，法號羅桑丹貝堅贊，立其爲法王。
順治六年（1649），羅桑丹貝堅贊赴西藏學法。七年（1650），羅桑丹貝堅贊從四世班.禪喇嘛羅桑卻吉堅贊受戒，並覲見了格魯派領袖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兩人均要求其改宗，作爲正式承認其活佛地位的條件。在固始汗的扶植下，八年（1651），羅桑丹貝堅贊由覺囊派改宗格魯派，達.賴承認其爲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從此開始了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統。
順治十四年（1657），羅桑丹貝堅贊回蒙古傳法，駐喀爾喀土謝圖汗部之額爾德尼召（光顯寺），逐漸成爲蒙古各部的宗教領袖。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爾喀部受準噶爾汗國噶爾丹的攻擊，羅桑丹貝堅贊率喀爾喀三汗所屬部衆臣服於清朝。三十年（1691），康熙帝冊封其爲呼圖克圖大喇嘛，統管蒙古喀爾喀部宗教事務。此後，按慣例，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統的傳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冊封才具有效力。
辛亥革命爆發後，八世哲布尊丹巴在俄國的支持下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宣佈外蒙.古.獨.立，任日光皇帝“額真汗”，改元共戴。
一九一五年，哲布尊丹巴取消獨立，受袁世凱政.府冊封爲呼圖克圖汗，保持了自治王公的地位。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於十月二十四日給徐世昌第二封信：“大總統鈞鑒：頃據庫倫陳都護使聲稱，給予請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並編造蒙古以後遵行條件六十餘條，與各賽持私室傳觀會議等情。本處當以如果大總統知悉此事，宜暫候如何平定謝米諾夫所招之亂黨，並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薩克會議，解決內患等情，函至大總統去後，今蒙古各扎薩克大致尚未到齊，間有來者，不但不願取消自治，希望仍舊存在，即庫倫所有衆蒙古喇嘛民人所屬人等一聞知此舉，亦議論沸騰。據此以觀，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鹹稱仍舊保存舊制，難於迫其遵從。即取消自治之舉，亦非出自我蒙賽特等之本意，只系陳都護使授意，借邊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詞，迫令出此。
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來，王公們這項向北京政.府請求撤銷自治，無異是外蒙自治.府內部發生了政變。
北京方面，這時的國務總理已換成靳雲鵬。
他在收到陳毅專人帶來的六十三條後，立即召集各部開會商討，並於十月二十日電告陳毅說：“徐籌邊使日內赴庫，撫視所有軍隊，對蒙方面並無直接任務，矇事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以明權限。”
在段系中，靳雲鵬和徐樹錚是不合的，因此靳內閣當然不願意見到徐樹錚在矇事上立功。陳毅以爲外蒙撤治交涉，始終是自己一手經營，也不願徐樹錚插手。
所以陳當於收到靳閣二十日來電後，立即覆電詢問國務院：“前送條件，徐使曾否得閱？”
徐樹錚當然知道這個祕約，所以他於十一月一日電告北京，對於六十三條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時要求待他召集一個會議研究後再作決定。
靳雲鵬對徐電大爲反感，提交國務院會議時，靳認爲此案已經閣議通過，就唯有決定去做，不可出爾反爾，自損威信。
對徐要召集籌邊副使等開一個會議，認爲籌邊會議只可在邊防範圍內討論問題，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經政.府交給陳都護專辦，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至於後果如何，等辦理後再說，縱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沒有損失。
靳指示相關人員照他的這番意見電告陳毅。
原來，陳毅的祕書黃成垿攜帶六十三條密件到京時，徐樹錚尚在北京。
黃到近一週後，陳毅有電給徐樹錚說：“黃成垿有祕密要務赴京，到時祈面晤”。
可是黃成垿由庫倫動身時，陳毅又曾囑咐黃避免見徐，不要讓徐知道此事，所以黃在北京儘量避免見徐。
有一天黃在國務院碰到徐，黃不知陳毅有電給徐，所以見到徐時支吾其辭，只是說這趟是因私事請假赴奉天，陳都護囑就近到北京來催隊伍。
小徐是何等精明之人，馬上洞察了這其中的貓膩，但他並不揭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