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走了“張毒”，譚延闓主政湖南後，堅持的政治原則是，不再以“兵事困擾湘人”。他和趙恆惕宣稱湘軍任務以驅張爲止，不捲入南北漩渦，並主張閉關自守，請南北均勿駐軍湘境。
驅張一役，湘軍從北軍中奪得大批槍支，擴編爲形形色.色的部隊。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戰，如果內部團結起來，不要說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覷，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強大的武力。可是湘軍並不團結，驅張成功後，變成了三分天下。譚延闓、趙恆惕和程潛鼎足而三。
湖南的變局是譚延闓、趙恆惕、程潛三派之爭。首先是程派軍人發動政變逐譚下臺，趙在政變中取得了總司令地位，而後程派倒趙失敗。
譚趙兩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戰線上更是一致，不過當程派勢力被剷除後，譚趙兩位雖無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則因利害關係而水火不容了。
湖南譚趙之爭醞釀了好幾年。趙恆惕在他答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訪問時曾對此表示遺憾，他敘述他對譚的印象，以及和譚之間的衝突，言道：“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爲保定軍校出身，水準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祖等是；舊派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學劍、魯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輩是。省憲實行以來，新派軍官因程度較高，遂漸成湖南軍政之重心。……”
譚延闓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驕將悍、財政困難、軍餉無着的局面。譚是文人出身，驅張一役則是軍人的功勞，因此他們對譚就有不敬之心。他們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不只是行政權操於己手，連地方稅收也要支配，省政.府無權過問。因此，譚的號令不出省門，他所用的民財各長，也受武人的干涉。譚在民國初年，曾說過：“省長是督軍的媳婦”，可是他做了督軍時竟變成各地方軍人的媳婦了。……
譚趙之爭的結果是譚延闓懷着萬分複雜的心情去了上海。
自從民國六年南北戰爭以來，湖南就變成南北兵爭的焦點。譚延闓也幾進幾齣長沙，他雖稱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於武功，在湘省內爭中，他需要倚賴軍人的支持。趙恆惕是支持他的，可趙的部下希望趙能主綰一省軍政，趙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負起了湖南軍政省長的責任。
湖南局勢在趙恆惕控制下，總算安定了下來。
趙恆惕治湘後，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與川、滇、黔、粵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方面又與鄂贛兩省訂立聯防條約。
湖北方面，督軍王佔元挾西南以示重於北京，他儼然以兩湖的重鎮自居。原來湖南湖北兩省之間，本就有其密切的關係而相互依存。湖北因爲有漢陽兵工廠，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軍火，而湖南盛產的米穀也須經湖北賣出。
至於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統率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
自湘軍回湘，粵軍回粵，川軍治川后，對湖北產生了很大的示範效應。湖北自從黎元洪被袁世凱“請”去北京後，一直在外省籍北洋軍人統治下。
一九二一年春天，長沙來了一批湖北客人，爲首的是蔣作賓、孔庚、李書城、何成浚等，他們是到湖南來作說客，請求借兵“援鄂”。
他們說：援鄂不僅是急人之急難，而且對湖南自己也有好處。好處是：
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區，不過自治需要推廣，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佔領武漢這首義聖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風起雲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
第二，驅逐王佔元后，湘軍兩師可以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這樣就可以減輕湖南當前財政的壓力。
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在王佔元，如果驅王后，湖南勢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制。
末了，這些說客們還強調王佔元的不堪一擊。就當時的形勢分析湘軍所佔有利情勢，肯定地說，只要湘軍發動援鄂，與湖北民軍裏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就可在一個星期之內佔領武漢；同時也不必擔心直系的支援，因爲王佔元已失歡於直系，直系不會出兵相助。何況直系正和奉系明爭暗鬥，自然沒有餘力過問湖北問題。
這些說客顯然是有備而來，知道湖南的困難和心思。他們提出的好處極具說服力，特別是可以在鄂南駐軍兩個師，其軍餉全由湖北方面提供，湘軍方面還可以掌握漢陽兵工廠，使軍火得到可靠的供應。這個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來就對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謂的大湖南主義就是包括兩湖。湖南有一句俗話說：“麻雀子飛不過洞庭湖”，若有機會實現大湖南主義，湖南人何樂而不爲。加上湖南內部問題太多，擴軍後軍人也需要向外發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無事，因此湘省軍人大爲所動，均主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
北洋時代，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所謂“援”什麼地方，就是出兵那裏，就是去打仗。
但是，趙恆惕對於“援鄂”還是持審慎的態度，他有三個顧慮：（一）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干涉；（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湖南這時已答應陳炯明的邀請，出兵桂林討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這兩方面已經費去不少兵力，無力“三管齊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長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稱爲考察湖南制憲而來，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軍熊克武。
熊路過湖北時，曾受王佔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長沙的湖北說客以爲熊是來替王佔元做說客的。其實熊既不爲考察制憲而來，也不爲王佔元作說客，是來祕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
因爲四川也和湖南一樣，內部有矛盾，需要向外發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長沙後，又爲湖南“援鄂”的勢頭加大了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