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政潮動盪。梁士詒既不辭職，也不銷假回任，外交總長顏惠慶則堅決不肯繼續代理國務總理，總得有個結果。
徐世昌雖然見多識廣，面對這樣的時局，也不知所措。只能請求直奉雙方，推出一個雙方都能同意的人選。
張作霖卻表示：“竭誠擁護元首，應由元首主持”。吳佩孚也表示“軍人決不幹政”。這當然不是他們的本意，而是對這件事已經不感興趣。
這時，徐世昌聽到一個祕密消息，就是張作霖準備向全國建議召開“統一會議”，其目的在恢復舊國會，改組北京政.府，驅逐非法國會所產生的“總統”。
爲了控制政局，三月十二日，徐通電各省，催促辦理新國會選舉。
無論如何，不能長時間的無政.府，便於四月八日自作主張任命周自齊爲國務總理。
任命周自齊爲國務總理，徐世昌有四點考慮：
（一）讓梁士詒下臺，便可以向吳佩孚交待。
（二）梁士詒和周自齊同屬舊交通系，在實質上舊交通系仍掌握政權，換湯不換藥，對張作霖和梁士詒並沒有損失。
（三）周自齊剛從美國回來，向美國借款有路可覓。
（四）週一向和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閣揆後，府院之間關係會很融洽。
但當週自齊出任國務總理的命令發佈後，梁士詒首先提出抗議：“內閣未被批准辭職以前，只能由原班閣員代理總理，周自齊不是閣員，用什麼底缺來代理總理？這種代理是違法的。”
梁士詒此說法有法理根據，逼着徐世昌於四月九日倒填八日的日期，發佈一個更換閣員的命令，任命周自齊署理教育總長，併發出更正電報，在周自齊署理內閣總理的命令上補進了一個“兼”字。
這一手更糟糕，不過是欲蓋彌彰，對徐挽救政局危機無一點幫助。
直奉雙方的緊張局勢，並沒有如大家期望的那樣的緩和，而是越發劍拔弓張。
西方國家非常注意中國的局勢。
美國公使休士曾當面勸告張作霖，應根據華盛頓會議的精神大舉裁減奉軍。
英國公使艾斯頓建議不得在京奉路大量駐軍。天津領事團根據《辛丑條約》，不許天津駐兵，並抗議奉軍佔領塘沽車站的行爲。
北京外交團曾警告直奉雙方不得斷絕京漢、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這些列強顯然有些偏向直系。
徐世昌和北洋的元老對局勢已經無能爲力，皖系則暗中欣喜，他們希望直奉火併，兩敗俱傷，皖系便可以重整旗鼓。
不只是皖系，許多沒落的北洋軍人也希望直奉火併後讓局面變換一下，給自己帶來新的生機。
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陰曆三月初七日）是吳佩孚的四十九歲生日。各省直系軍人託詞爲吳祝壽，雲集洛陽，討論對奉系的作戰計劃。曹銳也來祝壽，硬拉吳同往保定，吳卻堅決不往。
在這次會議中，曹銳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吳的釘子。
吳佩孚爲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專人到浙江拉攏盧永祥。
這兩位山東軍人是有淵源的。
當宣統二年曹錕升任第三鎮統制時，盧永祥是第三鎮所轄第五協協統，吳佩孚是第五協的管帶，等於是盧的直接部下。
十二年後盧雖貴爲浙江督軍，可吳佩孚已經是兩湖巡閱使。
當吳以一連串通電迫梁士詒下臺時，盧永祥雖然通電附和，但也有這樣的話：“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意在指吳以愛國標榜。
這時的奉軍，以保衛京畿爲名，絡繹不斷地向關內涌入，奉軍原在關內的一個師三個混成旅也都集中在軍糧城一帶。
到了四月初，張作霖又率領二十七、二十八兩師入關，駐紮獨流南面。
四月十日奉軍暫編第七旅又入關，駐紮津浦路良王莊，衛隊旅亦進駐津浦路一帶。
四月十五日奉軍接着入關兩旅，駐紮塘沽、天津一帶。十六日李景林率領萬餘人開到獨流。十七日張作霖令炮兵四營帶了五十四門大炮，進駐馬廠，輜重兵進駐蘆臺。四月二十日派馬隊進駐通州。
進關奉軍改名爲鎮威軍，計劃以一軍開往徐州，會合張文生的新安武軍，從龍海路進攻河南，並約河南督軍趙倜爲內應。另一路奉軍於四月十七日開抵京漢線的長辛店。
曹氏兄弟看來是真的不願和奉軍兵戎相見的，對於奉軍的進兵非但不予阻止，而且節節退讓。
奉軍開到天津前，曹銳即將省長公署的文件用具席捲而走，派警察廳長楊以德代理直隸省長，所有駐津的直軍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紛紛避居租界。
奉軍還沒有開進德州，德州的駐軍曹鍈（曹錕的七弟，直軍二十六師師長），便棄職出走，徑自退回保定。
曹錕對這兩個棄職的兄弟很不滿意，他派張國熔代理師長，並將該師撤回正定。不過曹錕仍還電令津浦路線直軍不得抵抗奉軍，所有營房及德州工廠均讓交奉軍，並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漢口表示願意下臺。
直系諸將對於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讓與不抵抗主義表示極大的不滿，曹錕也看出退讓於事無補，爲了保全地位和權利，他終於下了抵抗奉軍的決心。
他召來祕書，向他口授一個電報打給吳佩孚：“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親戚雖親，不如自己親。你要怎樣辦，我就怎樣辦。”
祕書打算把曹大帥的口諭改成文言發出，曹說：“不必了，就用我這幾句話打給他吧。”
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浙督盧永祥建議請曹、張兩人到天津舉行一次面對面的會談，討論如何減輕緊張的局勢，如何撤退雙方的軍隊，如何達到和平的途徑。
這個建議得到田中玉、齊燮元、何豐林、陳光遠、張文生的一致支持。他們請盧永祥領銜發起一個聯合調停會議。
奉系這時因爲南方局勢有變化，廣州的北伐軍沒有出動，而北洋海軍總司令蔣拯在上海宣佈親直反奉，張作霖的反直聯合陣線未能形成，所以很願意局勢暫時緩和下來。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吳佩孚想的是速戰速決。
四月二十一日，吳佩孚、齊燮元、陳光遠、田中玉、趙倜、蕭耀南、馮玉祥、劉鎮華等聯名通電向奉系挑戰。
電雲：“慨自軍閥肆虐，盜匪橫行，殃民亂國，盜名欺世，不曰去障礙，即曰謀統一。究竟統一誰謀？障礙誰屬？孰以法律事實爲標題？孰據土地人民爲私有？弄權者何人？鬩牆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國共見，當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義之言，以盜匪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爲欺世。言道義而行盜匪，自以爲舉世可欺，聽其言而觀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見，事實具在，欲蓋彌彰，徒形其心勞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許國，比年來爲國鋤奸，止戈定亂，無非爲謀和平統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