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令》是民國初期關於大學教育的第一個通令，共22條。
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爲宗旨。分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以文理二科爲主，須文理二科並設，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醫農工科者，方得稱大學”。
大學內設預科3年，收“中學畢業生及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設本科3年～4年，“收預科畢業生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畢業後稱學士；設大學院，不設年限，收各科畢業生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全校設校長1人，總轄全部事務，各科設學長1人，主持一科事務；教員設教授、助教授，必要時得延聘講師。
全校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教授若干爲會員，校長自爲議長，負責審議各學科設置及廢止、講座種類、校內規則、大學院生成績、授學位等事項；各科設教授會，以教授爲會員，學長爲議長，負責審議學科課程、學生試驗、該科大學院生成績、請授學位者合格與否等事項。私人或私法人亦可設大學。該令於1917年9月修正，主要內容有：設二科以上者都可稱大學，單設一科者亦可稱單科大學；本科修業年限4年，預科2年；教員設正教授、教授、助教授，必要時得延聘講師。
這體現了蔡元培民主辦學的思想。
日本政府在1918年曾頒佈實施《大學令》，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學令》顯然是學習日本。
《大學令》准許社會上的民間人士設辦私立大學。同年11月又公佈《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規定國家對於公立、私立專門學校一視同仁，不同點在於，私立專門學校的開辦在呈報教育總長認可時，“須開具代表人之履歷”，而“代表人對於該校應負完全責任”。
《大學令》一出臺，1912年至1927年間，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興辦私立大學的熱潮，涌現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學校。例如嚴範孫、張伯苓創辦的南開大學，陳嘉庚斥資創辦的廈門大學，張謇創辦的南通大學，以及大同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中法大學、廣州大學、廣東國民大學、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東亞體育專科學校等，這些學校後來成爲中國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
教育部還出臺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教育自治”的基本原則。其第一條規定，要“變通從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爲地方人民應盡之天職，國家不過督率或助長之地位。……今後方針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國家根本在於人民，喚起人民的責任心，而後學能有起色也”。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時間雖然很短暫，但爲國家的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談到民初的教育，有人用空前絕後來形容。空前是肯定的，絕後就未必了，即便是現在不行，也肯定會被未來所超越。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民國初年的教育搞得確實很不錯，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公認的。
後袁世凱時代的軍閥混戰，給國家和民衆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很值得玩味的是，在戰火的蹂躪下，教育這一塊似乎成了世外桃源，簡直成爲荒漠中的一片綠洲。除了個別時候，經費得不到保障外，教育幾乎沒遇到什麼磨難。
爲什麼會這樣，或許我們從那些動不動就興兵作亂，但對教育卻格外熱心的一些軍閥大佬們的故事裏，能唔出一些道理。
曹錕常對手下說，自己“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麼都不懂，辦大學就得靠教授”。據說曹錕每逢到了學校，對教授們畢恭畢敬、以師禮待之。他發給教授的工資也超過手下的師長、旅長們。河北大學的教授工資，比當時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對於物價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個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曹錕的副官們每月也只能拿到這個數字的零頭。
就是這樣，曹錕還感到有些對不住人家，有一次，他看見教授正在用顯微鏡做試驗，內疚地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還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一次路過教室，看見夏天課堂上的教授講課時熱得汗流滿面，命令校工以後上課要送毛巾給教授們擦汗，後來乾脆往教室裏裝了鐵櫃，放冰塊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緄都囑咐行政人員要把大洋用紅紙包好，再用托盤託着、舉俸齊眉，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
曹錕從不干涉學校正常的教務和用人，但卻常這樣教育學生，“你們要尊敬教授。這些教授都是我從南北各省精選聘請過來的，今後如發現你們對教授有不禮貌的行爲，那麼我就要你們的腦袋！”這一番話讓舉座學生聞之錯愕。
沒受過教育反倒越重視教育，越不懂辦起來倒越認真。綠林出身的東北梟雄張作霖20世紀20年代也辦了一所影響力非凡的東北大學。他讓人看到，目不識丁的武人辦起教育來毫不遜色。
張作霖辦大學很捨得下本錢，他曾在東北下令，政府經費40%投入教育，這樣的比例在世界各國都少見。據曾在吉林做過校長的李鼎彝(臺灣作家李敖的父親)回憶說，每當孔子誕辰日，張作霖都會脫下戎裝，穿着長袍馬褂，到各個學校給老師們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趕來致謝，云云。
東北大學的教學設備在當時國內也數一流。實驗儀器和機械，諸如物理和化學儀器、工學機械、動植物標本、圖書、工廠設備，幾乎無一不備。據1926年的統計，學校藏書共33164冊，各類儀器標本共13516件，以及價值達86.53萬元的機械設備，爲學生閱覽、實驗和實習提供了優越的條件。至20世紀20年代末，東北大學已是國內學生最多的大學，教授300人，學生3000人，而當時北京大學也只有學生2000人。
北洋的這種重學作風甚至延續到後來民國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韓復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調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時，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帶來的原班人馬，只有教育廳長、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來自南京方面，是“蔣介石的人”。與蔣介石有隙的韓復榘一開始對何思源不給好臉色。
由於財政困難，韓復榘欲削減教育經費。何思源憤而面見韓復榘，態度強硬地說：“教育經費不但不能減少，以後每年還要增加……這不是我個人的事，事關後代青年。主席要我幹，就得這樣，不叫我幹，我就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