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公佈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爲400元—600元，副教授260元—4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
用不着多少知識，就可以發見，在政爭中，教育這一塊是是很少被牽連其中的，幹得好反而會成爲可以炫耀的政績。對於政客來說，借重視師道用學問以裝點門面者肯定有之，但深知文化重要者也大有人在。
既然教育工作壞境如此之好，蔡元培在教育總長的位上，爲什麼這麼快就辭職而去呢？
當初，在勸他的副手範源濂出山時曾說過：“現在是國家教育創制的開始，要撇開個人的偏見，黨派的立場，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教育是應當立在政潮外邊的。”
可惜，輪到他自己反而沒有做到，因爲他辭職的原因恰恰是政治。沒有人給他施加壓力，更沒有人趕他走，只是他自己執意而爲。
一個人從說到做，總是要有一段距離，像蔡元培這樣優秀的人也不例外。
關於蔡元培辭職的具體經過，本書第一部的相關章節已經做過敘述，在此就不重複了。
蔡元培在辭呈中寫道，“元培迂愚無狀，猥蒙任命，承乏國務院，兩月於茲矣。以大總統之英明，唐總理之同志，謬謂追隨其間，當能竭千慮之一得，以貢獻於民國。不圖理想與事實積不相容，受事以來，旅進旅退，毫不能有所裨益，始信國務重大，誠非迂愚如元培者，所能勝任……今值總理辭職，國務院當然解散。元培竊願還我初服，自審所能，在社會一方面，盡國民一分子之責任，以贖二月來負職之罪”。
1912年7月2日，蔡元培在向時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面辭的時候，袁世凱曾竭力挽留，甚至說：“我代表四萬萬人堅留總長。”
蔡元培的回答是；“元培亦對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
袁世凱未必不是真心挽留，但蔡元培則是鐵了心求去。
毫無疑問，蔡元培若留在教育總長任上，完全可以大施拳腳，繼續他的教育救國理想。但是，因爲黨見和政見而離開，不能不令人惋惜。
有人曾惋惜地責備說蔡元培此舉，是“鬧黨見而不顧及國家”。蔡元培則發表《答客問》而陳述原委。
7月底，蔡元培離京去滬。10餘日後，發生了首義元勳張振武及隨員方維未經審判便被袁世凱殺害的駭人事件；隨後，社會黨首領江亢虎又在漢口被無理拘捕。爲聲討和制止這些與民主共和體制極不想容的，破壞法制，蹂躪人權的事件，蔡元培和吳稚暉等十餘人，發起和組織法律維持會，致電參議院，要求追究當局的法律責任。
進入民國以後，蔡元培活躍於政壇和文化教育界，因故或不願在這個表演舞臺時，他便遠走海外，息影於歐洲腹地。這幾乎成了他個人生涯的“週期性”現象。
還在蔡元培做教育總長時，曾接到萊比錫大學教授蘭普萊西的一封信。請他派遣兩名中國留學生參加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進行合作研究。蔡元培通過教育部已經確定了公費名額，也正着手人員的選定，只是因爲他辭職而沒能很快完成。
離開教育部後，他想到了這兩個留學名額，又萌生了繼續留學深造的想法。恰巧他的好友顧孟餘也有此意，蔡元培於是致函接替他主持教育部工作的範源濂，很快得到批准。
於是，1912年的9月，蔡元培偕夫人和子女，與顧孟餘夫婦同乘奧地利“阿非利加”號客輪，由海路駛抵德國。
蘭普萊西教授急需中國方面的資料，正等得着急，只不過沒有想到，來的人是中國的前教育總長。
按着蘭普萊西教授列出的提綱，蔡元培主要負責撰寫中國文明史方面的材料，顧孟餘主要負責翻譯成德文。
離開多事之秋的中國政壇，蔡元培心靜了許多，只是，每天都很忙碌。因爲除了爲蘭普萊西教授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提供資料外，他還要完成繁重的功課。
顧孟餘，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於宛平，15歲時進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求學，專修德語和法國文學。1906年被選拔爲譯學館生赴德國留學，先後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電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早期中國留學人員中，先學理後學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基礎都具備的人還是不多見的。而顧孟餘具備了這個條件，對其後來的從政和治校及其他職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蔡元培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後，特邀其任該部司長，但顧孟餘沒有接受這一邀請。後如我們所知，他和蔡元培一起返回德國繼續其學業。
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他和蔡元培一起回國參與。革命失敗後，他隱居在上海。德國西門子公司聞訊特聘其爲北京分公司工程師，顧孟餘遂遷居北京。
顧孟餘遷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時已改名爲北京大學，受聘擔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後又擔任過經濟系主任並連任教務長數年。
三年後，蔡元培來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在其“兼容幷蓄”治校思想的引導下，諸多有才學的中華學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學也因此成爲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顧孟餘作爲教務長，成爲蔡元培的得力助手，爲貫徹“兼容幷蓄”的治校思想，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顧孟餘後來留下來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不算多，也沒有多少傳世之作。他的專長在教學。他博學多才，精通數國語言，學貫中西，融匯文理，可以說是少見的百科全書式的教授。他採用的教學方法，完全不是國產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學生的認知規律，把國外的先進教學法引進來，加上他廣博的知識面和良好的語言表達力，使其所講課程成爲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課程之一。
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的學習和治學時間只維持了半年多點的時間，不久，宋教仁被刺案發生，蔡元培和顧孟餘同時奉招回國。
回到上海後，蔡元培即到愛義路100號訪中.山先生和黃興，現在的蔡元培已經進入國民黨的最高決策層。
中.山先生極力主張興兵討伐袁世凱，黃興則鑑於兵力不足，傾向於先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蔡元培雖然這段時間遠在異國他鄉，但通過友人的通信對國家的形勢已瞭若指掌。他是支持黃興的，只不過比黃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些。
如他在6月8日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的演說中所說：“吾黨同志，本爲大多數人民謀幸福，今仍當體察大多數人民之心理，現多數人民不主極端進取……吾黨只須以堅忍之決心，持穩健之步調，則多數國民。必表同情，吾黨自有戰勝之一日。吾同志諸公，處此危疑艱險之日，惟有運靜細之心思，蓄堅實之力量，採取輿情，以維持大局，則民國幸甚。”
本書在談及二次革命的成敗時，曾講到過，武昌起義後至二次革命前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殊時期。這期間，革命黨人擁有相當的軍政實力和革命聲勢，他們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標，使中國朝着實現共和的道路向前邁步。
袁世凱從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時間，民主的氣氛較爲濃厚。幾百個社團、幾十個黨派羣起紛立，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
做爲革命黨的主要代表的同盟會，於一九一二年三月宣佈爲公開政黨，八月改組爲國民黨。立憲派控制的組織有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亦被允許註冊和開展活動。
甚至像陳翼龍那些主張社會主義、攻擊袁世凱政.府的真誠的社會黨人，也可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
據統計，至二次革命前，全國報紙總數近五百種，銷售數量達四千二百萬份。其中新創辦的報紙，北京約有五十餘種，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種，天津、廣州分別爲三十五、三十種。不僅擁袁的報刊，而且制袁、反袁的報刊也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各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學說，亦允許見諸報端或公開演講宣傳。國民黨背後資助的報紙，如上海《民權報》等“無日不罵項城”，當時也未遭到封閉捕殺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