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談到，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學當場向蔡校長痛陳學生的內心積憤，懇求校長不要阻攔大家。其他的多數同學頗感不耐煩，發出了“噓！噓”的吵嚷和怒罵聲。
看看時間已到，張國燾忙擠向前去，高聲向校長說：“示威遊行勢在必行，校長事先本不知道，現在不必再管了，請校長回辦公室去吧。”
於是他和其他幾位同學連請帶推地將蔡校長擁走。
這和其他人的回憶有些不符。
據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一文中回憶，“五月三日那一天，清華大學舉行紀念典禮，許多北大的人，都到清華去參觀，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點鐘纔回來，不料三號那一天，邵飄萍到北大來報告，說是山東問題已經失敗，在校的一班同學，於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臨時會議，最初由邵飄萍報告，以後由許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說，還有一個劉仁靜，當時還不過十八歲，帶了一把小刀，要在大會場上自殺。還有一位，要斷指寫血書的，於是當場主持的幾個人，不能維持我們以前決定的五七發難的成議，當場議決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聯合各學校發動，並且當場在北大學生中推出二十個委員負責召集，我也是其中一個，由他們各學校聯絡進行。”
關於蔡元培，羅家倫給出的評價是：“這一次蔡孑民先生確是有一種特別的表現，就是五四事情出來以後，他不和前次一樣的辭職，反而聯合各大學的校長，負責的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
羅家倫所說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工業、法政四校的學生，以及回到國內的留日學生4000多人，赴新華門向代理大總統馮國璋請願，要求政府廢除中日兩國的《防敵軍事協定》。蔡元培聞訊後一大早來到學校加以勸阻，勸阻無效後向當時的大總統馮國璋提出辭呈，經多方挽留才答應留任。
許德珩在《五四運動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說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是負行政責任的人，他同情學生，而又不願意鬧得過火，……”
而根據蔡元培自己的說法，他應該也沒有阻攔學生上街。
蔡元培晚年在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時，總結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爲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爲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他從1918年夏北京學生運動談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過程，“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爲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於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爲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張國濤說得那麼具體，好像不應該有錯，當然，回憶還是有可能有誤的，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記成“羅家倫所說的“前次”。
但是，肯定地說，蔡元培打心底對這次活動是支持的。就算張國濤說的是真的，也不過是做做姿態而已，他畢竟是體制中人，畢竟是一校之長。
大會結束後，蔡元培“即召學生會幹事狄福鼎等，囑其轉告同學，途中須嚴守秩序”。?當時他“向狄表示，他對學生們很同情”。
5月4日上午11時左右，就在北大學生即將出發之際，教育部派員隨同幾個軍警官員到場，意欲勸阻學生的行動。如果蔡元培出來做做樣子，做爲校長，不是再正常不過了嗎？
因爲有部員和軍警到場勸阻這個小插曲，事實上北大學生是最後到達天安門廣場的。
蔡元培也是個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礙於校長這個身份，如果不是責任所在，他肯定會走在遊行的隊伍裏的。
因爲，就在北大學生出發後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總長傅增湘奉命打來的電話，“責令蔡校長召回學生，不準遊行及干預政治”，並請他到部商討對策。
蔡元培的態度很明朗，回曰：“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
人也沒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離校，亦未進食”。
很長的時間裏，意識形態在批判胡適之的時候、常把他反對學生運動當作“反動”的證據，其實當時許多人都不主張遊行示威的。
魯迅是反對的，因爲他看到中國學生的遊行示威的結果與外國不同，最終只能得到犧牲。
李大釗也並未走在五四遊行的學生中間，因爲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犧牲。
特別是鼓吹“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的陳獨秀，1918年5月21日因爲北大學生不聽勸阻而上街遊行，曾經與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遞交過辭呈。五四運動爆發時，已經被免去文科學長職務的陳獨秀，也沒有像著名報人邵飄萍那樣走到前臺去直接煽動學生。
有記載：“1919年6月11日晚上，陳獨秀到新世界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身邊沒有帶一名青年學生，而是邀請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適、高一涵、程演生、鄧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後他雖然表示認罪，卻沒有牽連到任何一個人。”
從傾向性看，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其實是比較負面的，尤其反對罷課，但五四運動於他或許是一個例外。5月4日的學生行動，可能是他在校長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去阻止他們”的經歷。
在五四運動一週年後，各方都比較心平氣和了，蔡元培在回顧五四時的一番公開講話，仍能反映他對運動之“損失”的深深遺憾：
“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他甚至說這場運動“實在是損失的分量突過功效”，故他告誡學生以後“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在他看來，罷課不啻“自殺”，它殺掉的是“學問”，是“學術上的效能”，並會導致“虛榮心”，這樣的損失是沒法計算的，也是沒法彌補的。
五四運動即使在那個時代，也應該是被肯定了的。特別是出席巴黎和平會議的代表，最終沒有在合約上簽字，當局爲了迴應民意，罷免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等後，可以說五四運動是大獲全勝了。按着某些喜歡推過攬功的政客們的喜好，是要想盡辦法和這運動扯上些關係，拉拉近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