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點小說 >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 >第450章 越縵堂日記
    5月17日夜蔡元培到了上海。18日上午他與來訪的蔣夢麟、黃炎培、沈恩孚等人面議良久,具體的商談內容沒有直接資料,但此後,蔡元培的態度顯然有所鬆動。

    這可由他20日復北洋當局電報爲證:“奉大總統指令慰留,不勝愧悚……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那麼“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

    電文表明,蔡元培實際上是“有條件的”接受了當局的“慰留”,願意回校“維持、補救”。

    數日後黃炎培、蔣夢麟致胡適信亦可作旁證:“回校復職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節,大學可望回覆原狀。”

    但世事難料,枝節還偏偏就是生出來了。蔡元培於5月21日到達杭州,很快就洞悉北洋當局“留他是假,去他是真”,故他於26日覆電當局:“臥病故鄉,未能北上”,這就意味着拒絕了當局的“慰留”。

    6月6日,北洋當局也終於失去了耐心,撕下了虛情“留蔡”的面具,發佈大總統令宣佈由“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

    此令發出,師生的怒火再次噴發,社會各界的反應也愈加強烈,整個運動呈現出激烈的對抗狀態。與此同時,各界勸蔡“回職”的函電也紛紛發到蔡元培手裏,許多機構和團體先後派代表到杭州面陳“挽蔡”誠意。

    在運動不斷升級、“挽蔡”呼聲不斷高漲的情況下,蔡元培出於激憤於15日撰《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向各界宣示拒絕復職的理由:“我絕對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長”,因爲那是“半官僚的性質”;“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因爲“思想自由,是世界各國大學的通例”;“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因爲“北京是個臭蟲窠”。

    內容上看,《宣言》無異於一篇檄文,表明了蔡元培對北洋政府決絕的態度,似乎也表明了他不回北大的決心。

    這份宣言由於言辭激烈,被其弟蔡元康壓下未能發表。

    蔡元康隨後以自己的名義在《申報》刊出啓事,稱:家兄患病,遵醫囑屏絕外緣,俾得靜養云云。

    這樣,就爲蔡元培爭取到了些許相對寧靜的“世外”生活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蔡元培終於實現了他很長時間以來的宿願,出版李慈銘《越縵堂日記》。

    李慈銘(1830年~1894年),初名模,字式侯,後改今名,字愛伯,號蓴客,室名越縵堂,晚年自署“越縵老人”。會稽(今浙江紹興)西郭霞川村人。

    自幼聰穎,勤思好學,博覽羣書,十二三歲即工詩韻,深受漢學大師、學正吳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稱。

    一生仕途卻極不得意,十一次參加南北鄉試,無不落第而歸。咸豐九年(1859)北遊京城,欲捐資爲戶部郎中,不料爲人欺哄,喪失攜資,落魄京師,其母因此變賣田產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

    同治九年(1870),41歲終於中舉。光緒六年(1880),51歲始中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數上封事,不避權要。日記四十餘年不斷,讀書心得無不收錄。學識淵博,承乾嘉漢學之餘緒,治經學、史學,蔚然可觀。長於駢文,被稱爲‘舊文學的殿軍’”。

    所著《越縵堂日記》,內容涉及經史、紀事、讀書記、詩文等,字數多達數百萬字,是一部文史、學術寶庫,人評爲“可繼亭林《日知錄》之博,”又謂“生不願作執金吾,惟願盡讀李公書。”爲“晚清四大日記之冠”(另三部爲《緣督廬日記》《翁同龢日記》和《湘綺樓日記》)。

    所謂《越縵堂日記》,就是李慈銘一生堅持四十餘年寫下的日記。最爲可貴的是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讀書扎記,文史價值極高。

    李慈銘病逝後,蔡元培受其家人的委託,對七十多冊李氏日記曾作過初步整理,以備刻印。其後,沈曾植、繆荃孫、劉翰怡等人曾先後籌劃過印行該日記,但終未能實現。

    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銘的藏書將出售,立即與友人商定,“仿曾湘鄉日記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此日記。

    他約請張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爲發起人,謀求社會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贊助。

    蔡元培隨後與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商定了出版事宜。

    此刻,他閒居滬、杭,正好可以專心於日記的編印。期間,李慈銘之侄李璧臣帶來日記64冊(其餘9冊由樊增祥取走),蔡元培翻檢後經與李璧臣商量,決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即1863年——1888的日記本51冊,取名《越縵堂日記》,,以浙江公會名義付印。此後,從送交書稿、審定書樣到題簽書名,包括議定書價,蔡元培都是親歷親爲。至1920年,《越縵堂日記》終於與讀者見面。

    但在此期間,五四運動並沒有停歇,運動在高潮之中,實現了廣大師生和社會各階層、各團體、各派別的大聯合。匯聚成強大的社會力量,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壓力,尤其是津滬工商界的強力介入給北京政.府以“最嚴重的打擊”??,終使北京政.府敗下陣來。

    6月10日,北.京.當.局不得不發佈命令,宣佈“批准”曹、章、陸辭職並改組政.府;6月28日,中國代表奉命拒籤“巴黎和約”。至此,五四運動“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目的已經達到,在政治上獲得大勝。

    但學生的運動並未就此結束,因爲運動的另一個目的——“挽蔡”還沒有實現。6月17日教育部曾發佈訓令,調胡仁源“到部辦事”,意欲緩解;同日國務院、教育部分別致電蔡元培,曰“學.潮已息,校事亟待主持……務希早日蒞止,以副羣望”云云,同時派部員前往杭州“面致忱悃”,表現出迎蔡回校的積極姿態。

    蔡元培對此很冷靜,他很清楚,17日訓令雖然“調胡到部辦事”,但並未撤銷6日的“任胡署校”令,故他於20日分別覆電院、部,“敢求轉請大總統俯賜解職,別任賢能”,辭意仍堅。

    一場“拒蔡”和“迎蔡”的較量隨後又接着展開:一方面是安福系頻施小動作,煽動少數對北大不滿的師生“迎胡拒蔡”;另一方面是廣大師生和知識界呼籲“迎蔡拒胡”。

    直到7月9日,在廣大師生和社會各界的呼聲之中,加之衆多朋友于公於私的勸慰,蔡元培態度終於轉變。

    他於9日覆電教育總長,說“寧敢固執己見”,並允“謹當暫任維持,共圖補救”。

    同時,蔡元培致電全國學生聯合會等有關團體,表示尊重“諸君雅意”和“各方責望”,“不容堅持初志”,公開宣告了返校復職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