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爲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於達成願望。”
改習文科，雖是由興趣所致，卻也含有他“執筆報國”的心願。就在轉習文科的這年9月，胡適把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第一次譯爲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報》上。後來五四文學革命時，又恢復《最後一課》原名，收入他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列爲首篇。從此，這膾炙人口的愛國名篇，因胡適用白話譯出，便影響特大，在中國傳誦數十年而不衰。稍後，他又翻譯了拜倫的《哀希臘歌》，其詞慷慨哀怨，也是激勵人愛國之心的名篇。這些表明胡適愛好文學，他從事外國優秀文學的翻譯介紹，爲的正是要“以此報國”。
康奈爾大學設有“布朗寧徵文獎”，以紀念英國19世紀詩人（維多利亞時代詩人）羅伯特?布朗寧(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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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適寫了一篇論文《論英詩人布朗寧（胡適譯爲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作爲應此獎的徵文。
5月7日揭曉，胡適竟得了獎，獲獎金50美元。他以一個外國留學生獲得這項布朗寧徵文獎，在學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報紙也作了報道和評論，各大城市報紙又加以轉載，甚至登在著名的《紐約時報》上。於是，影響便相當大了，一些相識的人都先後來祝賀。
胡適也出乎意外的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爲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
顯然，胡適是把個人爭得的榮譽，同爲祖國爭榮譽聯在一起了。
對於年輕學子，選專業，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此，我們不妨聽聽胡適1958年6月5日在臺大法學院的演講——
校長、主.席、各位同學：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爲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爲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喫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
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課程)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於是只好採取調和折中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於是就決定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
入校後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
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
我答：“沒有。”
“難道一點都沒有嗎？”
“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
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
我又說：“就是因爲沒有，纔要來學呀！”
後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
我說：“沒有。”
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於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於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
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學記》，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唯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科，於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上課倒沒有什麼，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入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青的……形狀有圓的、有長的、有橢圓的、有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麼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
弄了兩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擡頭一看，呀！不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爲他們比較熟習，查查冊子後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
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爲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那麼，轉系要以什麼爲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要？
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並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着自我的興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是什麼？問我能做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我便照着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