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胡適站出來，問中國文學的正宗在哪？過去我們一直以《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注經、解經爲學術的正宗。但是中國文學也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草根的、是民間的、是被認爲不登大雅之堂的。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唐傳奇、宋元的話本小說、明清的演義小說。
如果白話文也成爲中國文學的正宗，一下子中國文學史就要重寫了。現在回過頭看胡適的《文學改良謅議》，實在是沒有什麼，可在當時讀書人心中的顛覆性，是我們今天的人們無法想像的。現在，文字很容易的普及，小學三四年級的孩子，就可以讀大部頭的書，真應感謝胡適那一代人給殺出的路子。
也正是等到胡適開始討論白話文以後，《新青年》的影響才逐漸大了起來。
1917年4月9日，正在紐約忙着博士論文的胡適收到了2月號的《新青年》雜誌，非常高興地看到陳獨秀響應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學革命。他回信表示“均極贊同”。
前邊說到過，此時北京大學新任校長蔡元培，正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改革，求賢若渴。陳獨秀被聘請爲北大文科學長後，他馬上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蔡元培也讀過胡適的多篇文章，特別是開先河的《文學改良謅議》，對胡適可謂是惺惺相惜，兩人一拍即合。
胡適呢，正求之不得，便匆匆忙忙告別杜威，離開紐約。經溫哥華乘船返國，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現在國內文化界和北京大學的講壇上。
1917年7月10日上午11時，胡適平安抵達上海，回到闊別七年的祖國。
在上海處理一些事務後，胡適於7月27日回到故鄉績溪上莊。他出國時太過匆忙，來不及向母親告別，母子倆已經整整十年沒有見面了。
北大9月初纔開學，胡適得以有一個月的時間在家裏陪伴母親，走訪親友，併到江村未來岳丈家，希望在婚前與江冬秀見上一面，但未能如願。
胡適在上海時就給母親寫信，希望這次回家暫不成親，等到北大安頓好之後再定日子。9月1日，胡適離開家鄉，5日到上海，10日到達北京。
胡適回國後，曾對上海的書店和故鄉教育等進行考察，於1918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歸國雜感》一文，表達了對離別七年的祖國的失望：“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文中說自己剛回到上海時，朋友請他到大舞臺看戲，出來後胡適對朋友說：“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外表裝飾都變了，但演戲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這自然也暗示：當時思想文化界的領袖人物跟胡適出國前也沒有多少分別。剛回國的胡適深切感受到再造文明的壓力和責任。
1917年9月21日，北大正式開學。
當年的北大，還在景山東街，即是馬神廟的“四公主府”。第一院沙灘的紅樓尚在建造中，第三院的譯學館是大學預科。文理本科全在這馬神廟的“四公主府”。
卯字號裏聚集着陸續進入文科的許多名人。其中有兩個老兔子和三個小兔子的故事。前者指的是陳獨秀和朱希祖，他們二人是己卯年(1879)生的“老兔子”；後者指胡適和劉半農、劉文典三人，是辛卯年(1891)生的“小兔子”。胡適當年還不滿26歲。
開學那天，胡適應邀作《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的演說。
10月1日，北大正式開課，胡適講授中國古代哲學、英文學、英文修辭學3門課，每週12個小時的課程，月薪260元。他最初暫居北大教員宿舍，後搬入朝陽門南竹竿巷，與同事兼老鄉高一涵合租一處房子。
剛到北大的胡適，雖然由於提倡文學革命而聲譽鵲起，但要在國內的最高學府站住腳跟，卻並非易事。當時的北京大學是以浙江人爲主的留學日本的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從舊學方面講，太炎弟子們大多有所專攻，非胡適所能及。胡適到北大，很大程度是由於陳獨秀向蔡元培的舉薦，兩人在文學革命上的共同主張是陳獨秀舉薦胡適的主要原因，但同爲安徽人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胡適到北大首先面對的不是北大教授們學術上的壓力，而是如何在課堂上讓北大的學生信服滿意。
據當年北大學生回憶，胡適到北大後不久，曾在大禮堂講墨學，“反應不甚良好”。而初到北大的胡適，偏偏要講中國哲學史，這難免引起學生的懷疑：“他是一個美國新回來的留學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學裏來講中國的東西?”當年的北大學生顧頡剛也是抱着這種想法去聽胡適的課的。
本書第三卷有這樣一段話：
胡適在北大登臺講課的頭一天晚上，蔡元培來到胡適家。起初胡適不曉得蔡元培的來意，一個勁地說東說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傾聽着。
後來，胡適意識到有點詫異，於是想停下來問蔡元培找他有何事。還沒等胡適開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辭。
走到門外時，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對胡適說：“我聘你到北大來，就是信任你。”說完這話蔡元培就走了。
胡適在原地站了一會，終於明白原來蔡校長是來給他打氣鼓勁來了。想到這，胡適的眼睛溼潤了。於是他回到室內，將第二天要講的課又溫習了一遍。
之前開這門課的是陳漢章，他學問淵博，但過於迷信古書材料，從伏羲開講，講了一年纔講到《尚書?洪範》。胡適則不同，他新編的講義，第一章名爲“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他認爲可靠的《詩經》作爲時代說明，拋開堯舜夏商，直接從周宣王講起。
胡適這種“截斷衆流”的講法給顧頡剛帶來的震動極大，他對不以爲然的同學說：胡適雖然沒有陳漢章讀書多，“但在裁斷上是足以自立的”。顧頡剛又把此事告訴同宿舍的傅斯年，傅斯年當時是黃侃的得意弟子，舊學根基深厚，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去聽了幾次胡適的課後，對想鬧事的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