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農曆十一月初八日生，也是安徽人，家住績溪縣北的旌德縣江村，與上莊相距約40裏。也是名門女兒。父名世賢，早逝。母呂氏，名賢英，亦系出名門，是旌德廟首呂探花的後裔。呂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呂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和胡適家本就有親戚關係。早在1904年，即胡適去上海進梅溪學堂的那年春天，便由胡母作主，訂下了他們兩人的終身大事。到1908年秋天，江家辦了嫁妝，胡家備了新房，寫信叫胡適回家成親。胡適因家道中落，店業破產，自己學業未成，難於養家活口，故“力阻之”。
後來去美國留學，婚事一拖就拖了十幾年。
他們這樁婚事，也曾經發生過一點波折。江冬秀雖系名門女兒，但因父親早逝，舊家庭重男輕女，僅隨胞兄在私塾讀了一兩年書。後多荒疏，識字無多，又從小纏足，完全是一位舊式鄉村女子。她與自稱“新人物”，且在學人中小有名氣的胡適，在一些人看來，本就有差距。到胡適放洋留學，得了洋功名，村裏更是紛紛傳言，說胡適在外國娶了親，生了孩子，要與江冬秀解除婚約。胡適的母親起初並不相信，但傳說多了，也難免疑心憂慮，便去請胡適幼時好友胡近仁代寫家書，叫兒子勿違母命。
其實，說胡適在外國娶親之事，也並非是完全的無中生有。
1914年6月，在美國紐約州康乃爾大學的胡適結識了艾迪絲?6?1克利福德?6?1韋蓮司。在此後48年的歲月中，胡適因受韋蓮司的影響而獲益甚多，其生平事蹟也因有了與韋蓮司的交往而顯得更加豐富多彩。
韋蓮司是一位奇女子。是康奈爾大學一位地質學教授的女兒，曾一個人住在紐約，學習現代藝術。她留短髮，穿着簡單隨意，是個典型的“波希米亞”先鋒派藝術家，走在紐約街頭，常招來行人批評的目光。她不但在外表上不拘傳統，在精神上也特立獨行。她冰雪聰明又興趣廣泛，即使在美國的“新女性”中也很突出。
兩人結識時，韋蓮司還是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爲了造訪韋蓮司，胡適進了女生宿舍，這是他上大學四年來的頭一遭。
胡適爲自己進女生宿舍找的理由是，這樣有助於他性格的發展。“十年之中，未嘗與賢婦人交際……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一方面，而與感情一方面幾全行忘卻，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他認爲自己“但有機警之才，而無溫和之氣，更無論溫柔兒女之情”，然後他決定“與有教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於是胡適在當天晚上第一次拜訪了女生宿舍，自視爲歷史性的第一步。
胡適一開始還對自己說是在尋求兩性間“純粹而高尚的”友誼，可不久胡適就發覺他與韋蓮司的感情日益親密。他們的關係最終帶給胡適的是人格上的深刻變化。
韋蓮司後來搬到紐約，胡適去那裏拜訪過她幾次。此後他也轉學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能夠離韋蓮司近一些，也應是因素之一。一旦在同一城市，兩人就有了更多的時間在一起。
從韋蓮司的寓所俯瞰哈德遜河，參觀博物館、畫廊，在月光下的林子裏漫步……可以設想一下，一箇中國青年男子和一個“另類”的美國青年女子並肩走在紐約街頭，一定令不少行人驚訝搖頭。
胡適非常享受他們之間的談話，日記裏充滿着對韋蓮司的讚美，如：“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在另一處，胡適坦率地承認韋蓮司對他的影響：“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確之航線前進。然而，迄今爲止，除足下之外，還沒有人能給予吾如此之幫助，而這正是吾之所極需的。”
1915年上半年胡適寫了幾首情詩，都是中文的，無疑是在抒發對韋蓮司的愛意。
韋蓮司在給胡適的信中也以她“高格調的方式”承認他們之間的關係包含着“性吸引”。
但是她認爲“最高層次的人”生活的真正意義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因此她要胡適和她自己看重“性吸引”“本來的價值，自覺地拋開它的實用性”，要超越它而專注於“親近的、激發思想交流的慾望”。
在一封信中韋蓮司把他們的關係定義爲“兩個最高類型的人”之間“精神上的”交往，說這一關係不應以世俗標準來判斷，而只能從“思想的範疇”來理解。
兩人真心地相愛，是徜徉於自己創造的世界中的一對戀人，把藝術、文學和詩編織進自己的戀情之中。對胡適和韋蓮司這兩個“最高類型”的人來說，墜入情網肯定要觸動“自我”（self）的最深層次。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給韋蓮司的信裏有他真實的自我。
胡適與韋蓮司的交往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達到了頂峯，這時候的胡適開始猛烈抨擊美國社會對男女青年行爲的束縛。
他在一則日記中寫道：“蓋此邦號稱自由耳，其社會風尚宗教禮俗，則守舊之習極深，其故家大族尤甚。”
他還拿美國與俄國進行比較，認爲俄國青年享有比美國更多的自由。他從俄國小說中讀到，俄國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種事情，包括從事革命事業，彼此平等相待，不懷任何邪想。
他認爲這纔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國保守的“老媼”所不能理解的。從胡適1916年初寫的一封信看，這裏的“老媼”，應該是指的是韋蓮司的母親韋蓮司夫人。那是封給韋蓮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長，流露出來的情緒有些憤憤然，這在性格平和的胡適是不尋常的。
從胡適的回信來看，韋蓮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夾雜着焦慮，口氣也許有點傷人。或許她已經意識到女兒和胡適之間不尋常的關係，併爲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評美國年輕女子做事“不合習俗”時，所指應該是自己的女兒，藉機間接表明她不贊成女兒與一個“東方人”之間的友誼。種族的差異很可能是韋蓮司夫人認爲的“不合習俗”之處。
胡適與韋蓮司夫人的關係總體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時候她對胡適與自己女兒的密切關係感到不安，不願意讓他們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單獨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