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薇子墓修建於上金公路旁一片桑豆混種的農田中，四周青山環抱。墓地建得較爲簡陋，沒修墓道，需要穿過一片薯地才能來到墓前。新墓高約一米二，墓前矗立的花崗岩石碑上刻有“文化傳播者——采薇子墓”及立碑年份，並無其他文字及墓誌銘。墓地沒有半點奢繁之氣，其自然沉穩，毫不張揚的風格似乎更符合采薇子的隱逸之情。
關於“采薇子”其人，據績溪縣舊志記載，清順治初年，有無名隱士由義子忠侍隨來績溪縣上莊上溪山（今上金山）一帶，衣衫襤褸，夜宿路亭，靠拾乾柴煮野菜度日，偶爾入私塾作詩文，文字工整，文理深奧，多數不被人理解。有人向其索取詩文，不用草稿搖筆揮灑而就，自署“采薇子”。據此推測此人必是具有民族氣節的南明王朝舊臣。南明亡後不願仕清而效仿殷商時期的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採野菜爲生並作采薇歌的故事。後來采薇子父子定居餘川村汪輔老家。康熙中期，父子相繼去世，當地汪姓村民將他們葬於上溪山口。
乾隆初，當地文人汪雲尋訪采薇子故跡爲其立墓碑，題“采薇子墓”四字。
胡適作了一首五言詩：“野竹遮荒冢，殘碑認故臣。前年亡虜日，幾個采薇人?”
1月下旬，胡適留江冬秀在家奉侍母親，獨自一人回北京去了。
胡適初到北大的第一個學期，由於忙於教學、家庭和婚事，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字不是很多，主要有白話詩《人力車伕》、《新婚雜詩》以及《論小說及白話韻文—答錢玄同書》、《歸國雜感》等文章。
1918年1月，《新青年》編委會進行了改組，成員基本由北大教授組成，由胡適、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輪流編輯，不久魯迅也加人。自當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一號起，所有撰譯稿件均由編輯部成員負責，不再接收外來投稿，而且從這一期起，全部刊登白話詩文。
1918年3月，胡適爲《新青年》寫了篇長文，他在3月17日的家書中說：“這篇文字將來一定很有勢力，所以我雖喫點小辛苦，也是情願的。”這篇胡適頗爲自信的長文便是1918年4月發表於《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和《文學改良芻議》算得上是姊妹篇，前者也是後者接續。
胡適所以寫這篇文章如他文章中所說：“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他們（指舊文學）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爲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我現在作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的意見。”
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了建設性的四條：“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仿古人’一條的變相。??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話俗字’的變相。”
總而之言之，胡適說：“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纔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纔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接下來，胡適說：“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爲這二千年的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己經死了的語言文字作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爲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爲這兩首詩是用白話作的。爲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爲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作的。爲什麼愛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爲他們都是用白話作的。爲什麼不愛韓愈的《南山》呢？因爲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於是，胡適得出結論說：“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作國語的文學。”
今天，回過頭來看，胡適的這些話肯定是走了極端。雖然他在文章中做出說明：“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曾說凡是用白話作的書都是有價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作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
是的，白話作的書不一定有價值，文言做的書就一定沒價值嗎？當然，胡適在這裏是爲了大力提倡白話文，而我們也必須承認，和文言文相比，白話文肯定更容易表達思想和情感，也更容易有利於讀者的理解和領會。
所謂人無完人，文章也應該是同樣。但是，胡適在文章中提出的：“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的思想在當時是至關重要。
針對有人提出：“若要用國語作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