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李大釗、魯迅等許多人，也相繼投入戰鬥，抨擊宗法禮教和孔孟之道，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廣泛最深入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在國外時，胡適曾嘲笑過袁大總統尊孔祭聖的醜劇。回國以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中，受了《新青年》同人反孔鬥爭的激勵，同樣以打孔家店的戰士姿態，出現在新文化的戰陣上。
胡適攻擊孔教，矛頭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爲核心的舊倫理舊道德，批判專制主義的“節烈”和“孝道”。
當年的中國，帝制顛覆不久，所謂“三綱五常”一套宗法.倫理道德，仍緊緊地束縛着人們的思想，“貞節牌坊”和“孝子牌坊”仍到處可見。
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共和政府，居然在正式頒佈的《褒揚條例》中，明文規定表彰“節烈”的條款。民國治下，寡婦守節，烈女殉夫的怪事，屢見不鮮。
1918年7月，胡適發表《貞操問題》一文，即披露了報紙上宣揚的兩起這樣的怪事。一起是北京《中華新報》登的《會葬唐烈婦記》。文章說唐烈婦在丈夫死後，自殺過九次，經過“灰水，錢滷，投河，雉經(按，即上吊)者五，前後絕食者三；又益之以砒霜”，方纔做成烈婦。更奇怪的是，那文章還寫到一個姓俞的女子，年方19，尚未出嫁，未婚夫就死了，她竟也尋死覓活，絕食七日，被家人勸着吃了稀粥，但還表示要服喪守節三年，然後再自殺，非做烈女不可！而此文的作者還說，三年有一千零八十多天，如果俞家防範嚴，俞氏女找不到自殺機會，“可奈何?”爲了維持風化，作者竟忍心害理的巴望那位唐烈婦的陰魂顯靈，來幫助俞氏女趕快死了，“豈不甚幸”！
胡適敘說到此，嚴厲斥責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全無心肝的貞操論”!
另一起是上海報載的“陳烈女殉夫”的事。說家住上海的陳宛珍，年17，許配給王菁士，尚未過門，連未婚夫的面也沒見過。王病死後三時，陳氏女便也服毒自盡，做了烈女。
這已經很愚昧了，“而過了兩天，上海縣知事竟給江蘇省長送一個“呈文”，請予褒揚。
上海縣知事呈文言道：呈爲陳烈女行實可風，造冊具書證明，請予按例褒揚事。……(知事複查無異。除先給予‘貞烈可風’匾額，以資旌表外，謹援《褒揚條例》之規定，造具清冊，並附證明書，連同褒揚費，一併備文呈送，仰祈鑑核，俯賜諮行內務部，將陳烈女按例褒揚，實爲德便。”『
由官府提倡，有法律“條例”規定，獎勵少女少婦自殺，這與前清封建時代完全一模一樣，
胡適在文章中指出：“我以爲我們今日若要作具體的貞操論，第一步就該反對這種忍心害理的烈女論，要漸漸養成一種輿論，不但永遠不把這種行爲看作“猗歟盛矣”可旌表褒揚的事，還要公認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惡；還要公認勸人做烈女，罪等於故意殺人。
1919年3月16日，胡適的夫人江冬秀生下一個男孩。胡適做了父親，喜不自勝。前邊說了，他爲兒子取名“祖望”，行名“思祖”，包含着胡適對逝世不久的母親的一片孝心與紀念。到了7月，他又以“我的兒子”爲題，寫了一首白話詩，抨擊“孝道”；登在《每週評論》上，詩末寫着他對兒子的教訓是：“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
詩一登出，有位叫汪長祿的看了很不高興，他認爲“兒子孝順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種信條”，因此寫信責問胡適，爲什麼“一定要把‘孝’字驅逐出境”?胡適便寫了《再論“我的兒子”》，答覆汪長祿，說：“我的意思以爲‘一個堂堂的人’決不至於做打爹罵孃的事，決不至於對他的父母毫無感情。
“但是我不贊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爲一種‘信條’。……假如我染着花柳毒，生下兒子又聾又瞎，終身殘廢，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把我的兒子應得的遺產都拿去賭輸了，使他衣食不能完全，教育不能得着，他應該愛敬我嗎?又假如我賣國賣主義，做了一國一世的大罪人，他應該愛敬我嗎?”、
與胡適這幾篇文章大致同時，魯迅也發表了著名論文《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而且論旨也大致相同或相近。
“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於自他兩利，纔有存在的價值。……節烈難麼？答道，很難。男子都知道極難，所以要表彰他……節烈苦麼？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照這樣說，不節烈便不苦麼？答道，也很苦。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
“女子自己願意節烈麼？答道，不願。人類總有一種理想，一種希望。雖然高下不同，必須有個意義。自他兩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節烈很難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說是本人願意，實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誠心祝讚他將來節烈，一定發怒；或者還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舊牢不可破，便是被這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着。可是無論何人，都怕這節烈。怕他竟釘到自己和親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說不願。
“我依據以上的事實和理由，要斷定節烈這事是：極難，極苦，不願身受，然而不利自他，無益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無意義的行爲，現在已經失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什麼時候，讀到魯迅《我之節烈觀》這些犀利的字句，都不能不心悅誠服。
細細讀一讀他們兩人的這幾篇文章，不難看出，他們當時攻擊的目標完全一致，論文的見解相近，發表的時間大致相同，而且也不難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彼此配合。由此可見，胡適與魯迅，在五四時期，是站在同一戰陣裏，向着共同的論敵，進行共同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