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曾說：“北大關於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干基本教員，自從胡適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
與胡適、陳獨秀同年進北大的，有周作人、劉半農等人；先後進北大的還有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陳大齊、朱希祖、劉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馬裕藻等許多人；稍後，魯迅也來北大兼課。新人薈萃，北大氣象爲之大變。他們都爲《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陣容也更加雄厚強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洶涌澎湃。
1918年，《新青年》改組爲同人刊物，擴大編輯部，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輪流編輯。同年底，陳獨秀又邀集李大釗、胡適、周作人等商議，另創一個《每週評論》，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時發抒議論，抨擊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成爲《新青年》的衛星刊物，也成爲不新文化運動中的生力軍。於是，形成了一個圍繞《新青年》的新文化團體，成爲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這《新青年》團體，事實上又與北京大學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爲新思想的大本營。
在偉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陳獨秀和胡適是當時運動的最有力的倡導者和最着名的代表人物，他們兩人齊名，被時人稱之爲“陳胡”。
白話文學的提倡並非一帆風順，當時北大校內的反對者就出版了《國故》、《國民》與之對抗，後來南京又有吳宓、梅光迪等人主辦的《學衡》與新文化運動分庭抗禮。
這一年的2月、3月間，傳出謠言，說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已經被驅逐出京。
前邊講過了，林紓則除在《新申報》上發表《妖夢》、《荊生》等小說影射攻擊陳獨秀、胡適等人外，還在北京《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函，攻擊陳獨秀、胡適等人“必覆孔孟，鏟倫常爲快”，“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蔡元培在《公言報》發表長信，對林紓的攻擊一一加以解釋和反駁。
新文化運動中的陳胡，雖是志同道合，卻也各有長短。胡適比起陳獨秀來，較爲溫和，做事不夠果決，卻也不武斷。胡適自己承認，陳獨秀當年確是“一個堅強的革命家”，他的主張和言論，總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雖然有時不免偏激一些，但對頑固勢力卻決不妥協。
比如，1919年1月，陳獨秀爲了回擊頑固派各方面對《新青年》的非難與謾罵，寫了着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
答辯書寫道：“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仁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纔算是好漢，纔算是根本的辦法……
這樣的答覆，旗幟鮮明，態度決斷，毫不妥協退讓，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是寫不出來的。
有反對的聲音未必一定是壞事，很多的時候是引起關注和擴大影響。進步畢竟是不可阻擋的，經過與反對者的多次較量，文學革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胡適在1919年3月3日給女友韋蓮司的信中說，文學革命的傳播速度超出了他們自己的預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話詩文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受其影響，全國已經有十餘種雜誌開始刊登白話文章。
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大力倡導“易卜生主義“，對於文學界及思想界的解放運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胡適把“易卜生主義“概括爲兩個方面：一是敢於反抗社會,反抗傳統,反抗市俗偏見的現實主義戰鬥精神；二是主張人的“內向“解放，樹立“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觀“。易卜生主義“的倡導及被知識階層的廣泛接受，標誌着中國文化現代轉型過程的開始。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號，發表了胡適的文章《易卜生主義》。
在文章的開頭，胡適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1880年，他對一個朋友說：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淨。因爲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因爲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接着，胡適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郝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很好玩的。他叫他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喫，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她丈夫喜歡什麼，她也該喜歡什麼，她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她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她自己不用有思想：她丈夫會替他思想。她自己不過是她丈夫的玩意兒，很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