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道：“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里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
“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騙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理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裏，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了，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里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胡適在文章的最後寫道：“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藥了；十年前用涼藥，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藥了。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藥，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爲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二十世紀的中國。
“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裏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球）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乾淨，方纔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球），方纔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里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麗絲(AliceChipman)、女兒露茜（Lucy）利用休假機會到日本遊歷、講學。3月，與胡適同爲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後，寫信給胡適，建議邀請杜威到中國講學，幫助中國“建設新教育”。胡適馬上寫信給杜威，邀其到華講學，
適逢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後任南高師校長）和北京大學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歐考察戰後教育，3月14日，他們順道經過日本時，當面拜訪杜威並邀請他到中國講學。
在後來杜威博士致胡適的函中說：“你問我能否在中國講演，這是很榮譽的事，又可藉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講演幾次，也許不至於我的遊歷形成有大妨礙。我想由上海到漢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擱的地方就下來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國，住不長的時間，以遊歷爲主，間或做幾次演講，於七八月間返回美國。但當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請他到中國講學時候，他改變了原先遊歷爲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來看我，他們問我能否在中國住一年，做講演的事。這個意思很動聽，只要能夠兩邊大學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願意做。我覺得幾個月的旅行實在看不出什麼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許我能有點觀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來自中國弟子來華講學的邀請後，國內隨之啓動了杜威來華的接待事宜。
1919年4月，蔡元培（1869-1940）致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講於北京大學一年。最後以五個團體的名義共同邀請杜威來華講學。這五個團體是：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浙江省教育會、尚志學會。在邀請杜威來華過程中，南高師是最積極的，郭秉文親赴日本，陶行知作爲南高師的代表聯絡各方，並親擬南高師接待杜威的辦法數條，請胡適與北大校長蔡元培、江蘇省教育會負責人沈恩孚（1864—1949）、蔣夢麟（1886-1964）等磋商。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縣人，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908年十七歲時他考入了杭州廣濟醫學堂。1915年入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約翰?6?1杜威、攻讀教育學博士。1917年秋回國，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1926年起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1929年聖約翰大學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表彰他爲中國教育改造事業作出的貢獻。1931年主編《兒童科學叢書》，在上海先後創辦“山海工學團”“報童工學團”“晨更工學團”“流浪兒工學團”等。1933年，他與厲麟似、楊亮功等來自政學兩界的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45年當選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