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這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參與到這場爲國家命運尋求答案的運動中。從公共知識界和學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運動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這個國家中的一員，個體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對國家命運的共同關切也將每一個個人聯繫在一起。
1919年底，身在歷史現場的胡適在當時就意識到了五四運動在未來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寫的《中國知識分子在1919年》，是比較早向西方世界宣傳五四運動在中國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獻。
在胡適看來，狹義的五四運動導致的一個最重要的影響就是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在這篇英文文章中，他寫道：“1918年，幾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爲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而搖旗吶喊；1919年6月剛過，全國各地衆多期刊如雨後春筍紛紛涌出。這些刊物的主編，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響的青年學生；它們仿效我們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週評論》，多爲週刊，並且幾乎都是用白話文寫成。據估計，這樣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種，而據上海的《星期評論》報道，僅在江蘇、浙江兩省，新期刊就超過兩百種；在湖南長沙，曾經有十種思想激進、敢於說話的週刊，它們同樣處在張敬堯將軍的軍事統治下。
“新文化運動不可阻擋的前進勢頭，迫使許多老牌日報發生了徹底改變。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報，尤其是《晨報》和《民國日報》，已經加入了這場新運動，不但它們的社論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聞通訊也是用白話文寫的。然而，最重要的變化還在於多數日報“增補”的版面。一年前，日報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員以及歌女的八卦新聞；但去年，佔據這些版面的實際上都是對教育和哲學演講的報道，以及翻譯的契訶夫、高爾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現代作家的短篇小說。即使是那些保守黨派的報紙，也會在他們的專欄裏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爲他們發現這樣做有利可圖。”
1920年5月4日，在“五四運動”一週年時，由胡適起草，他和蔣夢麟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一文。
文章寫道：“今天是5月4日。我們回想去年今日，我們兩人都在上海歡迎杜威博士，直到5月6日方纔知道北京5月4日的事。日子過的真快，匆匆又是一年了！
“當去年的今日，我們心裏只想留住杜威先生在中國講演教育哲學，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實驗的態度和科學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輸入新鮮的教育學說，引起國人的覺悟，大家來做根本的教育改革。這是我們去年今日的希望，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一年以來，教育界的風潮幾乎沒有一個月平靜的。整整的一年光陰就在這風潮擾攘裏過去了。
“這一年的學生運動，從遠大的觀點看起來，自然是幾十年來的一件大事。從這裏面發出來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學生的自動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學生對於社會國家的興趣，是二件；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是四件；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慾望，是五件；
“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有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班人（學生時代的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着他們求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但是，我們現在不幸生在這個變態的社會里，沒有這種常態社會中人應該有的福氣，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於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里一種不可免的現象。現在有許多人說學生不應該干預政治，其實並不是學生自己要這樣幹，這都是社會和政府硬逼出來。如果社會國家的行爲沒有受學生干涉糾正的必要，如果學生能享受安心求學的幸福而不受外界的強烈的刺激和良心上的督責，他們又何必甘心拋了寶貴的光陰，冒着生命的危險，來做這種學生運動呢？
“簡單一句話：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在肯定“五四運動”的成效的同時，他也指出“五四運動”產生了幾點不良影響：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種運動是非常的事，是變態的社會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因爲是不得已，故他的發生是可以原諒的；因爲是很不經濟的不幸事，故這種運動是暫時不得已的救急的辦法，卻不可長期存在的。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況且中國眼前的學生運動更是不經濟。何以故呢？試看自漢末以來學生運動，試看俄國、德國、印度、朝鮮的學生運動，哪有一次用罷課作武器的？即如去年的“五四”與“六三”，這兩次的成績，可是單靠罷課作武器的嗎？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這是人人共知的。但我們看來，用罷課作武器，還有精神上的很大損失：
“（一）養成倚賴羣衆的噁心理。現在的學生很像忘了個人自己有許多事可做。他們很像以爲不全體罷課便無事可做。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卻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卻躲在大衆羣裏跟着吶喊，這種倚賴羣衆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