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胡適的這篇文章，很多年來，在中國大陸飽受詬病和指責，也曾被羅織了很多罪狀，諸如瘋狂的反對和抵制馬列主義，反對進步。很多人將此文做爲胡適與革命陣營分道揚鑣的分水嶺，是所謂胡適走上的反動的開始，等等。
時至今日，仍有人認定：“此次‘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過程中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思想理論上的一次重要論爭。在論戰中，以李大釗爲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們，理論上雖然不很成熟，運用理論亦尚不熟稔，卻通過論戰堅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前進道路。這次論戰的影響是深刻的，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
“也促使新文化運動陣營產生分化。一批先進分子通過論戰，更加科學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對於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更加重要，‘不通過他們直接的，或爲他們耳聞目睹的無可辯駁的經驗和教訓，他們是不會對某種學說深信不疑的’。同時，儘管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在論戰之初影響了一批青年學生，但隨着論戰的深入，他的觀點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學生青年偏偏不談問題而談主義，尤其是《星期評論》、《新青年》，……而胡適仍然堅持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的立場，逐步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營壘中分化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有很多的人根本就沒讀過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原文，卻發表了那麼多義憤填膺的議論。
因此，在這裏，我們不妨讀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文，看看胡適在文章裏說了什麼。
以下爲《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原文：
本報（《每週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曾說過：
“現在輿論界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民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麼？要知道輿論家的第一天職，就是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的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爲。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夠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個教訓嗎？”什麼教訓呢？這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爲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着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爲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
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伕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那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伕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揚揚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