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邊提到過，杜威來華講學，1919年5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年7月離北京回國。兩年多期間，曾在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11省舉行演講。在北京、南京兩地作系統講演，在北京高師、南京高師兩校講學。報刊大量發表其講演，如《新教育》雜誌1卷～3卷各期均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理論，並刊出“杜威專號”。
北京晨報社出版《杜威五大講演》，兩年內印行十幾版。並出版北京高師和南京高師兩校學生的聽課筆記：《杜威教育哲學》和《平民主義與教育》。稍後，其《民本主義與教育》等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
《杜威五大講演》內容囊括了實驗主義哲學、政治學、教育學、倫理學等思想。在杜威講學的推動下，當時的中國形成一股實驗主義的熱潮。幾乎所有具有影響力的報紙雜誌競相報道杜威的行程，連篇累牘地刊登杜威的演講錄，知識界紛紛撰文介紹、評論杜威的學說，各種各樣社團以及相應的報刊陸續誕生，各級各類學校大力試驗杜威的教育學說。杜威的大名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國土上到處傳揚。要知道，杜威來華正值中國政治上、思想上、社會上風起雲涌之時，知識界正在進行“新與舊”的論爭，杜威的到來壯大了自由知識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統學說更成爲當時中國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教育領域的主導潮流，極大地推動了民主與科學的傳播。
近一百多年來，難以計數的外國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先後傳入中國，對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杜威這樣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師，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親自來到中國講學，其停留時間之長，所到地域之廣，宣揚自身學說之豐富，產生影響之廣泛，是其他任何一位外國思想家、學者都無法與其相比的。
如胡適所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
1919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屆年會，達成共識要“以兒童爲本位”以及“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爲指導思想進行學制改革。這一指導思想借用了杜威“兒童中心說”的教育理論，化用了杜威的“智能個性論”和“共同活動觀念和習慣學說”。
1922年11月1日，上述指導思想下的“新學制”頒佈，史稱“壬戌學制”，該學制採用美國式“六三三”分段法，奠定了中國基礎教育的基本格局，是中國基礎教育新舊交替的分水嶺，具有里程碑意義。同時，受杜威實用主義教育理論的影響，中國基礎教育的教材選編上也打破了之前陳腐、學究氣、脫離實際、一成不變的局面，更多地從兒童的天性和愛好出發，關注現實，並講求實用性。而杜威的“活動課程論”影響了中國1920年代開始的課程改革，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中學採用學分制和綜合課程制，與之配合則要求開設大量選修課。
教育學在中國大學中成爲一門獨立設置的學科,發端於1920年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創辦教育研究科。研究科的創立與一年前到訪中國的杜威實有密切的聯繫,北高師既藉助了“杜威熱”的影響,也得到了杜威的直接襄助。杜威在北高師的授課,不僅是爲了推廣其實用主義教育理念,更是爲了將教育學這樣一門現代學科全面地介紹到中國來。Dem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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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就是作爲大學教材編寫的,被來華講學的杜威選爲授課教材主要也是基於這方面的考量。杜威的授課實際上奠定了中國教育學的學科基礎,培養了第一代中國本土的教育學者,這是他的理論能持續而深遠地影響中國教育的一個重要因素。
杜威對中國教育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是他的思想影響了一大批中國學者。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執教時直接指導及授課的學生包括後來的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教育家陶行知、中國幼教事業開創者陳鶴琴、北大校長蔣夢麟、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浙江師範學院院長鄭曉滄等，這些人把對杜威教育理念的繼承、發揚和改造應用於實際，他們的教育版圖從幼兒教育貫穿高等教育。
“學派”是由一個人物的核心思想及其追隨者和實踐者而成的學術流派。杜威來華後，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師承性學派”。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杜威在華弟子爲核心。其中，杜威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他們分別將杜威的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社會教育與平民教育、幼稚園教育上得以創造性地繼承與發展。
如果說胡適是杜威哲學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那麼陶行知可以說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的集大成者。陶行知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論，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論，而且把杜威的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結合中國“五四”時期的社會現實，開展平民教育運動，創辦鄉村師範，將生活教育理論付諸實踐。
陶行知教育理論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與杜威一樣批判傳統教育與生活的脫離。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到陶行知這裏成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顛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杜威所要解決的是教育與生活脫節、學校與社會分離的問題，提出的方案是爲了更好地完善學校教育；而當時中國的現實問題，急需的不是完善學校教育，而是喚醒社會大衆的民主意識。因此，陶行知反對把目光限在學校教育改進上，這樣做太狹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書本的，與生活隔絕，其力量極小。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對象，然後教育的力量才能偉大，方不至於偏狹。”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就是要發揮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會辦成學校，去教育廣大民衆，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喚醒他們的民主意識。遵循這一思想，陶行知重視平民教育、社會教育。
1923年5月，他與黃炎培(1878-1965)、晏陽初(1890-1990)等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還與朱經農(1887-1951)合編《平民千字課本》，通過籌辦平民學校、平民讀書處、平民問字處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論，這一方法不只是運用於南高師的教學改革中，還體現在他所創辦的曉莊鄉村師範學校實踐中，開展鄉村教育。“教學做合一”是對杜威“做中學”的創造性發展。
杜威的“做中學”只重視“行”，沒有其他。陶行知則從行知互動，“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上闡釋知行合一於行，在認識論上不同於杜威的“做中學”。由此可見，陶行知不僅創造性發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貴的是，他結合中國社會的現實將之運用到民主社會建設之中。
杜威來華講學既然作爲一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歷史事件，其影響和意義是雙向的。一方面，杜威的實驗主義學說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在華所遭遇到的一切也進一步構成其眼中的中國形象。在華期間，杜威通過給女兒的私人書信以及給美國國內刊物寫報道等方式，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中國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切變化。並且，他在中國所作的兩百餘場講演無不緊扣五四時代主題，圍繞經濟、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學、學生運動等方面，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從而，極大地滿足了當時中國社會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社會各界的廣泛歡迎。這也就使得他的中國之行，在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種特別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