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確是有爭論的。
他文章發表後，第一個迴應的是藍公武，第二個迴應的是李大釗。
藍公武批評胡適“有幾分武斷”且“因噎廢食”，力挺“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
1919年7月24日，《國民公報》開始發表藍公武《問題與主義》一文，至7月31日刊載完畢。8月3日，《每週評論》第33號摘要發表了這篇文章。
藍公武當時是梁啓超研究系(憲法研究會)的重要成員，1917年7月接任《國民公報》社長，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張的同時，宣傳新思潮。
藍公武文章從問題的性質、主義學說的性質、方法等方面，比較系統地批評了胡適的觀點。談到問題的性質及其解決的方法，藍公武認爲，“凡是構成一個問題，必定是社會生活上遇着了一種困難”，問題的性質很複雜，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樣。要解決問題，“全靠與這問題有關係的人自動的起來解決”，所以，必須宣傳這個問題的意義和理論根據，引起人們反思而成爲“問題”，才能接受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
關於主義的性質，藍公武認爲，“主義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趨向或是態度”，並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義好像航海的羅盤針，或是燈臺上的照海燈”。他還說：“理想乃主義最重要部分”。怎樣認識方法和主義之間的關係？藍公武認爲，主義與方法是目標與路徑的關係，實行主義可以有種種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沖突。
對胡適所講的“主義危險”，藍公武批評這一觀點“實是因果倒置”，因爲“主義的自身並沒有什麼危險。所謂危險，都在貫徹主義的實行方法”，主義是否危險“全看選擇的精確不精確。擇術不精，纔有危險”。那些所謂“主義危險”的論調，不過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橫豎我們是他們的眼中釘，有主義也罷，無主義也罷，總有一天拔了去他們才痛快”。他覺得最遺憾的事情，卻是因爲自己還沒有“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所以不能“標明旗幟和他們短兵相接”。
藍公武認爲，問題與主義“不是相反而不能並立的東西”。他把問題、主義、方法三者聯繫起來研究，提出“主義是方法的標準趨向和態度”，中心問題就是“解決方法的標準”，把它抽象出來推而廣之，就成了“主義”，並且主義和問題之間的關係因爲不同的社會環境而不同，特別“在舊習慣所支配的社會”，“往往由他國輸入富於新理想的主義，開拓出一個改革的基礎來”。
就胡適“空談外來主義無用”“偏向紙上的主義，有爲無恥政客用來做害人的危險”等觀點，藍公武則認爲，一方面，鼓吹主義絕不是讀一二本小冊子隨便亂談、濫竽充數的，無恥政客騙不了人；另一方面，在當今世界文化交通時代，排斥一切外來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做法，簡單地“概括的以空談外來主義爲無用，未免有幾分武斷”，如果過於注重“實際的問題”，而抹煞了“主義學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廢食的毛病”。
所以，藍公武得出結論說：我們要解決種種問題就要研究種種主義，所以，“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最重要的切實的第一步”。
李大釗認爲“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爲此“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
8月17日，《每週評論》第35號發表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這是李大釗寫給胡適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擡頭處，李大釗尊稱“適之先生”；落款處，註明“寄自昌黎五峯”。
此時，李大釗因病在河北老家休養，正在昌黎五峯山避暑。離京之前，他就讀了胡適的文章，當時“發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見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異，經幾日思考，乃一一寫出。
與藍公武尚未“確立一種最信奉的主義”不同，李大釗“標明”了馬克思主義“旗幟”，同胡適“短兵相接”，本着探討的態度，就“‘主義’與‘問題’”“假冒牌號的危險”“所謂過激主義”“根本解決”等問題作了迴應。
李大釗也主張認真研究實際問題，不應空談理論學說，而且胡適文章讓自己“覺悟”了，“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釗認爲，問題和主義不能分離，宣傳、實行主義與研究、解決問題並不矛盾，而“是交相爲用的”，“是並行不悖的”。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直接關係到如何實行和運用“主義”去解決“問題”。其中的邏輯關係是：要解決社會問題，“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前提是要想辦法使該問題成爲“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這就需要能夠解決該問題的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
所以，“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要研究各種問題必須先研究各種主義，如此，社會問題纔有解決的希望。如果把主義和問題隔開，社會問題和多數人“一點不生關係”，那就“永沒有解決的希望”，問題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李大釗反對胡適把“主義危險”和“空談主義”有害混爲一談，認爲這種危險並非主義本身帶來的，而是空談主義的人造成的。
怎樣實行“主義”呢？李大釗認爲，“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應用兩面”，社會主義也是如此，“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社會主義者要使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發生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着他的實境”。
對王揖唐和安福部“假冒牌號”談社會主義，李大釗認爲這如同“新開荒的時候，有些雜草毒草，夾雜在善良的穀物花草里長出”一樣，但在處理時不能良莠不分，“不能因爲長了雜草毒草，就並善良的穀物花草一齊都收拾了”，更不能“因爲安福派也來講社會主義，就停止了我們正義的宣傳”。正因爲有人“假冒牌號”，我們更應該“本着主義作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研究解決種種問題的實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