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正式決定，派高夢旦專程北上，邀請胡適南下。
4月，高夢旦赴北平，幾次敲開了北大紅樓西面不遠的鐘鼓寺14號的大門，這是胡適搬來不久的新住處。
高夢旦極爲客氣地請胡適去“幫他的忙”，“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我們盼你來做我們的眼睛”。他還說：“北京大學固然重要，我們總希望你不會看不起商務印書館的事業。我們的意思確是十分誠懇的。”
雄居遠東最大出版機關的商務印書館，財大卻不氣粗，烜赫卻不凌傲，竟如此的謙和、誠摯。胡適開始婉謝，但終於不便堅持，答應暑假“去住一兩個月，看看裏面的工作。並且看看我自己配不配接受夢旦先生的付託”。
高夢旦提出胡適帶家眷同去，並且重複提了幾次，對此，胡適倒是沒有答應。
張元濟自然極高興。5月15日致函胡適表示：“不勝歡忭，且深望暑假既滿，仍能留此主持，俾同人等得常聆教益也。”
6月23日，高夢旦又致函胡適：“此間關於編譯事全賴先生主持。一切情形，非筆墨所能盡，可俟到滬面詳。惟有一節不能不預定，則移眷是也。”家眷同往，高夢旦幾次面請，現在又說，惟此事要“預定”。如果表示客氣，也不必說得那麼多，那麼重，這就有點詭譎了。
有人認爲，一向淳厚甚至有點古板的高先生，在這裏使了個“半誑騙”，想用家眷拖住胡適。或許他們聽到風傳，胡適懼內，想通過好生接待，取得江冬秀的好感，對胡適施加影響。商務可以想到的都想到了，可謂“費盡心機”、志在必得。
胡適是個大忙人，這年春天又病了一個月。他做學問“發憤得不近人情”，屆時政治熱情開始“破繭”，又剛剛送走恩師杜威，有太多的事要辦，有太多的文章要寫。
但他沒有爽約，7月16日冒着酷暑，乘津浦線火車離北平赴滬。
翌日抵滬時，張元濟、高夢旦、李拔可、莊伯俞、王仙華、顏任芝等商務高層到車站迎候，自不在話下。當時《商報》報道稱：該館“言明薪金五千元（比大總統舒服）”。“該館掃徑結綵”，“所長、部長及各科主任趨侍恐後，方之省長接任，有過之而無不及”，簡直同梅蘭芳在天蟾舞臺“第一日登臺一樣”云云，極盡渲染誇飾之詞。
胡適對這次上海之行是重視的、認真的。他中斷多時的日記，續寫的第一天是1921年4月27日，記錄的即是商務印書館邀請之事。
胡適到滬後，他後來回憶說：“天天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去，高先生每天把編譯所各部分的工作指示給我看，把所中的同事介紹和我談話。”
他深入編譯所各部門和圖書館，列席編譯會議，與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葉聖陶、鄭貞文、楊端六、華超、錢經宇等人討論改革措施。楊端六暢述“館中最大的弊端是不用全力注重出版而做許多不相干的小買賣。編輯所中待遇甚劣，設備（圖書、房子）甚不完備，決不能得第一流人才”。遂又遞交《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改組辦法大要》，列十四條。此外還有華超、鄭振鐸、鄭貞文等也寫了書面意見。他們都不是等閒之輩，又身處商務多時，有深切的體驗。胡適的到來，無疑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使他們的許多想法得以整理，從矇矓變得具體和清晰，然後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此人的學問道德在今日可謂無雙之選”，商務印書館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留住胡適。
老辣如張元濟,因求才心切，終於“金沙成翳”而看走了眼。但得與失是很難說的，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胡適是個重情義、懂感恩、有擔當的人，他不能加盟商務，但他深深地知道，對商務的最大回報，就是推薦一個合適的人自代。也許他心中早有人選。他在聲望上，與胡適不啻霄壤之別，卻也是個將帥人物。胡適心中早有對商務印書館更重要，和比自己更合適的人選——王雲五。
王雲五比胡適略長几歲，只讀過三年書，全靠自學成才，當過孫中山祕書，在中國公學教過胡適英語，還輔導過他“大代數和解析幾何”。屆時在商務印書館附近的一個小書局主編公民叢書，“立志要打倒”商務印書館。
在隨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胡適與王雲五頻繁互訪，傾心長談。
自然，胡適推薦了王雲五；自然，胡適返回了北平。叫人拍案的是，商務印書館竟然接受了33歲的王雲五。在這個歷史關頭，張元濟思變，高夢旦讓賢，胡適擔當，商務印書館的幾個老前輩，用胡適的話說是“把他們畢生經營的事業，付託給了一個他們平素不相識的人”。
這不是說故事，也不是演電影，而是真人真事。
表明在那樣一個時代，有那樣一羣人，曾經有過那樣的遼遠眼光，有過那樣的決斷氣魄，有過那樣的寬廣胸懷。
胡適特別讚賞這件事，說“這是一件美談”。商務印書館的“幾位老輩”，“是大政治家謀國的風度。這是值得大書深刻，留給世人思念的”。
他也極自得，在日記中寫道：“此事使我甚滿意，雲五的學問道德都比我好，他的辦事能力更是我全沒有的。我舉他代我，很可以對商務諸君的好意了。”
胡適於9月7日離滬返北平，他應該不會有遺憾和惋惜，反而有一種卸擔後的輕鬆，和完成一件大事的欣慰。
返北平後，胡適陸續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草擬了《商務印書館的考察報告》，計一萬多字。從大政方針“用營業的精神與手段來提倡那些須提倡的書”，“用研究的態度來做那些營業上利益最大最厚的書”；以及圖書館，科學實驗室，編譯員會議及編譯員各種待遇，古籍、教科書、字典出版等等多如牛毛的細枝末節都談到了。
9月底，張元濟前往北平，10月1日，胡適送來考察報告，三天後，張元濟與胡適詳談，認爲改革提議都切實可行。
當年12月，王雲五正式就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開始，王雲五有些怯場，這畢竟是國內最大出版機構的最核心、最具主導地位的部門——只肯做高夢旦的副手。但胡適的舉薦成了伯樂的鼓勵，商務的信任又推演了這種鼓勵，使他如帆鼓風，如馬策鞭。他持“激動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學術獨立”的方針，進行整頓，引進了朱經農、竺可楨、顧頡剛、楊杏佛、秉志、胡明覆、唐鉞等國內知名學者，給商務帶來了新氣象。
1930年又任總經理，實行“科學管理”，既大刀闊斧地開拓，又“化整爲零”一點一滴地漸進，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到重創，他以“爲國難而犧牲，爲文化而奮鬥”的口號，艱難奮鬥，終使商務得以恢復並發展，出書冊數從1921年的772冊至1936年猛增到4938冊，翻了六倍以上，佔全國分額的近53%，實現了商務印書館的第二次飛躍，與當時麥克米倫（Mcmilla
）、麥格希爾（McC
aw-Hill）並列爲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氣、學問和商道於一身的王雲五，對商務印書館的貢獻，得到公認。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陳萬雄先生曾說：“從世界範疇，一家出版社與其國家民族的文化和教育的演變，作用如斯大、影響如斯深遠，也屬罕見的。”
北京大學教授鄭師渠說：“商務印書館與《新青年》、北京大學三足鼎立，構成了近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三大重鎮。”
而胡適不是一次抽彩和冒失，是他深刻智慧和伯樂之能，把一個合適的人物推到了合適的位置上。
光榮屬於王雲五，光榮屬於張元濟和高夢旦，光榮同樣屬於胡適。
當然，這些都爲後話。
忙人到哪裏都要忙。胡適赴滬專門是爲了商務印書館的事，但人一到上海，各種各樣的事就找上了門。而胡適則又是個有求必應的人，只能忙得不可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