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博士”在近代中國文化學術界風風火火數十年，誰也沒有懷疑過他的博士學位，誰會不相信胡適是真博士呢?
可是，事隔三十多年之後，胡適的博士學位竟引出問題了。
1952年，哥大東亞圖書館館長林頓先生，爲慶祝1954年哥大二百週年紀念，着手編一本《哥倫比亞大學有關亞洲研究的博士碩士論文目錄》，1957年出版，卻沒有大名鼎鼎的胡適博士。林氏是根據校方正式紀錄編纂的，難道這些正式紀錄裏竟沒有胡適論文的紀錄？如果是別人也可能沒多大關係，但因爲是名聲海內外的胡適，便不能不引起一些人關注了。
後來，袁同禮先生編《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據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單，胡適是1927年的博士，晚了10年，自然又是一個疑問。袁君便託當年在哥大留學的唐德剛先生複查。唐君爲好奇心所驅使，乃去哥大校史圖書館及其他有關部門“徹底清查一遍”，查得胡適的“正式學位紀錄確是1927而非1917”。於是袁同禮只好將胡適得博士學位的年份同時列入1917年和1927年，含混過去了。
這兩份目錄，都是英文的，又專業性很強，流傳不廣，因而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沒有引起外間人士的注意。倒是去哥大“徹底清查”過有關文件紀錄的唐德剛，曾經“慢慢委婉地”向當年流亡在紐約的胡適透露了這個學位的問題。胡適便也逐漸地向唐君“說明其中原委”。而每次解釋時，他都免不了“有點苦笑的表情”，併爲此“而感到尷尬了”。胡適儘管尷尬，但那時僅有他的“小朋友”唐德剛君知情，外人並未與聞，也沒有人懷疑胡適是真博士。他仍然頂着博士頭銜，在太平洋兩岸飛來飛去，最後飛回臺灣省，出掌臺北的“中央研究院”。
胡適的“博士問題”公諸於世，引起風波，並大開筆戰，是在他逝世15年之後。
1977年，臺北《傳記文學》連續刊出唐德剛的《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三篇，“之三”題爲《七分傳統，三分洋貨》，其中說：“胡先生在哥大當學生時，……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撈得熱鬧了，他就甩下哥大這個爛攤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時名聲赫赫，《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適博士著”的頭銜。其實那時他在哥大的註冊記錄上仍然只是個“博士候選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所用的“待贈博士”(ph.??d.??candidate)，離正式學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這個‘待贈’階段一直維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紐約時才攜來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論文，由杜威玉成，經過補交手續，始由校方正式頒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註冊時的英文名字是shu??hu，拿學位的名字則是hu??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沒有前例的……”
這篇文章是第一次在刊物上公開披露胡適的學位問題，宣佈胡適到1927年纔拿到博士學位。文章裏有不少閃爍其辭的話，不免令人疑竇叢生。消息傳出，便成了大新聞，並引起疑胡和衛胡兩派的一場筆戰。
紐約的中文報紙《星島日報》(後改稱《北美日報》)，首先發表潘維疆、胡祖強的三篇文章，並用特大字體標題：“胡適非真博士”，作頭條新聞刊出，說胡適冒稱博士，且“冒稱一生”云云。
於是唐德剛不得不出來說話，投書該報，提出批評，謂“胡適乃真博士”。接着，臺北的《傳記文學》也發表了湯晏、夏志清等人的文章，起而衛胡。其中夏志清的文章主要還是針對唐德剛、湯晏二人，批駁他們所謂胡適晚十年纔拿到學位，是考試“砸鍋”，是“規定住校年限不足”，或“撈魚摸蝦”搞文學革命，或“談戀愛”，不務正業，等等說法。夏君認爲只是個“手續問題”，並請已退休的哥大丁龍講座教授富路得先生出來作證。
富氏在答覆夏志清的信中說：“事實很簡單。數日前我已將全部事實真相提供給唐德剛。緣於胡適攻讀博士學位時，曾有一項規定，要求每位博士候選人要向學校當局呈送論文副本一百份。我想胡適當時認爲，對他來說，在中國同儕中展露才華，遠比集中精力去出版他的論文更重要。因之，1919年他撰寫並出版了他的第一卷《中國哲學史大綱》。至1922年，他又出版了《先秦名學史》(上海亞東圖書公司出版)，但他當時沒有想到將副本呈送給哥大當局。迨至英國政府聘他和丁文江博士擔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工作時，他又要去美國。於是，他電請他的出版商將他所需要的論文副本一百份寄往哥大。
富路得先生是胡適取得學位，領取文憑，接受加帶的見證人，他的話應該是可信的。
於是，在一些人看來，所謂“胡適的博士問題”，並不是什麼“真假”的問題，只是晚了10年纔拿到。就算是1927年胡適取得學位，總是由校方正式授予的博士，怎麼假得了呢？在西方今日多如牛毛的博士隊伍中，胡適的博士頭銜難道比誰遜色嗎？更何況他一生還獲得那麼多的名譽博士學位，他的學術成總是得到世界公認的！然而，胡適的博士學位畢竟又早用了10年。即使是由於夏、富二氏所說的“手續問題”，胡適本人也應該明白。明知博士尚未到手，不加澄清，反而自稱博士，並且白紙黑字印在書上，就涉及讀書人的“誠實”品格了。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
有人戲作《西江月》詞，譏笑他“哥倫比亞讀未終，先把博士使用”，怎奈他何!有人要說他“難免有‘欺世盜名’10年之‘罪’”，也不能指爲誣衊。這博士學位問題之所以成爲話柄，不是也可以見出胡適青年時期性格的某一側面嗎?
在美國，胡適自然要見女友韋蓮司。十年未見了，二個人自有許多的話要說。
1927年4月，胡適踏上歸國旅途，24日到達日本橫濱。
隨着國共合作舉行的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1927年3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繼克復。
就在北洋軍閥政府行將覆之時，吳稚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資格，提出彈劾共產黨議案。隨後，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的“清黨”反.共，緊接着建立起南京國民政府。
胡適這時正由西雅圖登船，離美返國。登船時，他便聽到了上海、廣州開始“清黨”的消息。4月24日，船到橫濱。胡適踏上日本國土，便給上海的好友高夢旦先生髮了一個電報，詢問國內的情形。高先生當即回電說：“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三，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言論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發表意見，處此時勢，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講學機會或可研究哲學史材料，少住數月，實爲最好之事，尚望三思。”
胡適的另一好友丁文江，在孫傳芳手下當了幾個月的淞滬商埠總辦，也寄信給胡適，述說北伐戰爭起後的情況，他對前途“並不十分樂觀”；不久便辭職，回北方去了。胡適的學生顧頡剛來信，則勸他歸國後不要再作政治活動；“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國民黨”。顧信有一段分析，頗爲中肯。
他說：“先生歸國以後(按，指1917年胡適留美返國)，名望過高，遂使一班過時的新人物及懷抱舊見解的新官僚極意拉攏，爲盛名之累。現在國民黨中談及先生，皆致惋惜，並以好政府主義之失敗，丁在君先生(按，即丁文江)之爲孫傳芳僚屬，時加譏評。民衆不能寬容：先生首唱文學革命，提倡思想革命，他們未必記得；但先生爲段政府的善後會議議員，反對沒收清宮，他們卻常說在口頭。如果北伐軍節節勝利，而先生歸國之後繼續發表政治主張，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於先生者。但先生此次遊俄，主張我們沒有反對俄化的資格，這句話也常稱道於人口。民衆伐異黨同，如果先生能加入國民黨，他們又一定熱烈的歡迎了。”
顧頡剛也寫信給胡適，告訴他此時回北京也不利。
所有的消息，概括一句話，就是國民黨也有可能給胡適加一個“反革命”的罪名。這其實也就是高夢旦等一些人之所以勸胡適暫時不宜歸國的理由。胡適心裏也自然明白，怎麼敢貿然回國？於是便暫留日本，觀察時局的變化，考慮如何應付變化了的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