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的許多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根本上抱着什麼態度。這個根本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古人說得好：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於溝壑。
“『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走，我們便撐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走，我們也便撐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着眼睛領導我們，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跟着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是，萬一我們的領導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那麼，我們真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大危險了。
“我們不願意被一羣瞎子牽着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面前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並且應該走那一條路。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牽着鼻子走。我們並且希望公開的討論我們自己探路的結果可以使我們得着更正確的途徑。在我們探路之前，應該先決定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的目的地。這個問題是我們的先決問題，因爲如果我們不想到那兒去，又何必探路呢？
“現時對於這個目的地，至少有這三種說法：
（1）中國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於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2）中國青年黨（國家主義者）說，國家主義的運動“就是要國家能夠獨立，人民能夠自由，而在國際上能夠站得住的種種運動”。
（3）中國.共.產.黨現在分化之後，理論頗不一致；但我們除去他們內部的所謂史大林—托洛斯基之爭，可以說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目的地，就是“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討論這三個目的地，因爲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打得了的筆墨官司。我們的任務只在於充分用我們的知識，客觀的觀察中國今日的實際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我們第一要問，我們要剷除的是什麼？這是消極的目標。第二要問，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這是積極的目標。
“我們要剷除打倒的是什麼？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爲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爲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爲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爲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爲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故即爲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疾病是我們種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殺人，肺結核花柳病的殺人滅族，這都是看得見的。還有許多不明白殺人而勢力可以毀滅全村，可以衰弱全種的疾病，如瘧疾便是最危險又最普遍的一種。近年有科學家說，希臘之亡是由於瘧疾，羅馬的衰亡也由於瘧疾。這話我們聽了也許不相信。但我們在中國內地眼見整個的村莊漸漸被瘧疾毀爲荊棘地，眼見害瘧疾的人家一兩代之後人丁絕滅，眼見有些地方竟認瘧疾爲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病痛，（我們徽州人叫他做“胎瘧”，說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於肺結核，甚於花柳，甚於鴉片。在別的國家，瘧疾是可以致死的，故人人知道它可怕。中國人受瘧疾的侵害太久了，養成了一點抵抗力，可以苟延生命，不致於立死，故人都不覺其可怕。其實正因爲它殺人不見血，滅族不留痕，故格外可怕。我們沒有人口統計，但世界學者近年都主張中國人口減少而不見增加。我們稍稍觀察內地的人口減少的狀態，不能不承認此說的真確。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
“例如：廣州市十七年五月到八月每週死亡超過出生平均爲六十人。廣州市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每週死亡超過出生平均六十七人。南京市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週平均多死六十二人。不但城市如此，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也很可怕。我在三十年之中就親見家鄉許多人家絕嗣衰滅。疾病瘟疫橫行無忌，醫藥不講究，公共衛生不講究，那有死亡不超過出生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第二大敵。
“愚昧是更不須我們證明的了。我們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北京大學去年十二月滿三十一年，聖約翰去年十二月滿五十年，都是連初期幼稚時代計算在內。）在今日的世界，那有一個沒有大學的國家可以競爭生存的？至於每日費一百萬元養兵的國家，而沒有錢辦普及教育，這更是國家的自殺了。因爲愚昧，故生產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識不夠救貧救災救荒救病，故缺乏專家，故至今日國家的統治還在沒有知識學問的軍人政客手裏。這是我們的第三大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