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難怪，別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胡適卻搞出來個“五鬼”來，所謂“奇論一出，全國震驚”，不但魯迅對此冷嘲熱諷，就連在胡適領銜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上簽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號上發表文章，說胡博士的立論是八個字：“輕率大膽，真堪驚詫!”
梁漱溟寫道：“昨於《新月》二卷十號得讀尊作‘我們走那條路’一文，歡喜非常。看文前之‘緣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這兩年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去年討論“中國的現狀”，今年更在討論‘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謂“社會上有力分子”；能於談哲學文學之外，更直接地討論這現實問題而有所主張，那社會上所得指點領導之益將更切實而宏大。回憶民國十一年直奉戰爭後，我與守常（李大釗）同訪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運動；其後約期在蔡家聚會，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義”的時局宣言，十七人簽名發表。八九年來，不多見先生對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抱何主張，作何運動，其殆即先生所說的‘我們平日都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國家，亦不肯徹底想想究竟我們走那一條路才能達到我們目的地’麼？守常先生向來是肯想這問題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我雖百不行，卻亦頗肯想這問題。——這是先生可以瞭解我的，類如我民國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極荷先生的同情與注意；類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間獨與守常相好，亦爲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則沒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條路的決心與信力，更沒有攔阻他走那條路的勇氣與先見。——就只爲對這問題雖肯想而想不出解決的道兒來。現在舊日朋友多爲這問題灑血犧牲而去，(守常而外，還有守常介紹給我的高仁山安體誠兩先生。)留得我們後死者擔負這問題了。我願與先生切實地徹底地討論這問題！
“先生在“我們走那條路”文中，歸結所得的方向主張，我大體甚爲同意。例如先生所說的：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因爲這種種革命都只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自在，氣焰更兇，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我於此完全同意；還有下面一段話，我亦相對地同意：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然而我於先生所由得此歸結主張之前邊的理論，則不能無疑。先生的主張恰與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相反，這在同一問題下，爲何等重大差異不同的解答！先生憑什麼推翻許多聰明有識見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論’？先生憑什麼建立‘一步一步自覺的改革論’？如果你不能結結實實指證出革命論的錯誤所在，如果你不能確確明明指點出改革論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認人家，而別提新議。然而我們試就先生文章檢看果何如呢？
“在三數年來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認爲第一大仇敵是國際的資本帝國主義，其次是國內的封建軍閥；先生無取於是，而別提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之說。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何以不是我們的敵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輕描淡寫地說得兩句：
“這五大仇敵之中……（中略）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爲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爲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爲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害，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麼？故即爲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像這樣地輕率大膽，真堪警詫！原來帝國主義之不算仇敵是這樣簡單明瞭的事；先生明見及此，何不早說？可免得冤枉死了許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爲輕率淺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難革命家者，還出革命家之下。三數年來的革命，就他本身說，可算沒結果；然影響所及，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舉其一點，便是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所謂世界列強和自己所處地位關係的認識與注意，大大增進了國人對於“經濟”這一問題的認識與注意；——兩層相連，亦可說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談革命的書報刊物，無非在提撕此點；而其最先（或較早）能爲統系地具體地詳細地指證說明者，則殆無逾漆樹芬先生‘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此書一出，而‘中國問題’的意義何在，——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中國問題’的解決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桎梏束縛；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