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江西才子”之稱的羅隆基出身於清華，他一貫對政治抱有熱情，五四時期是走在遊行前列的一名學生領袖，其“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爲人所津津樂道。羅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學攻讀政治學，1928年秋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剛過而立之年的羅隆基回來後積極參與《新月》活動，併成爲中心人物之一。
從《新月》的第3卷第2號，羅隆基接管《新月》後，對政治的熱情更高了。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十分欣賞，以此標準衡量南京國民政府自然處處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紹英美政治學理論，一方面以自己對現代政治的理解批評國民黨。
羅隆基在《新月》發表《論人權》，從不同角度全面闡述人權觀。他分別從人權的意義、人權與國家、人權與法律和人權時間性與空間性分別進行論述，文章最後還以“我們要什麼樣的人權”爲題，開列出三十五條意見，爲中國起草了一個較爲全面的人權宣言。時至今日，讀這個宣言仍不免讓人蕩氣迴腸。
羅隆基不像胡適把矛頭對準孫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闡發孫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對國民黨的批評更爲猛烈，例如第2卷第8號中，羅隆基一針見血地說：“國民黨天天拿民主、民權來訓導我們小百姓，同時又拿專制獨裁來做政治榜樣。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標語、喊民權的口號，同時又要我們受專制獨裁的統治。”從而把國民黨政權的虛僞，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之下。
羅隆基陸續在《新月》上發表了《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甚麼樣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還利用蔣介石於1929年歲末通電全國徵求對國事意見之機，直接批評國民黨一黨獨裁和“以黨治國”、“黨在國上”等。這些文章都是與黨國關於人權、約法.論爭中的重磅炮彈，這使他一次次觸摸輿論的底線。
一連串文字激起驚濤駭浪，使得羅隆基名聲大噪，在學生間口碑載道，他的課驟增了不少旁聽生。
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吳淞中國公學兼課的羅隆基從辦公室內，毫無準備地被逮進公安局。後來在張羣活動下，他旋即被保釋出來。
有驚無險的羅隆基沒有喫一塹長一智，卻立即寫了篇《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發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個的制度；一切責任，都在南京國民政府和黨魁”，表達對對黨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權的控訴。
羅隆基領銜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謂不集中不猛烈，還直接將矛頭對準蔣介石政權。
針對羅隆基的一系列越軌言行，南京國民政府決定以“言論謬妄，迭次公然詆譭本黨”爲由，要求學校解除其教職。
儘管羅隆基的事主要是他自己惹下的，並不是受胡適牽連，但胡適還是仗義出手，把全力斡旋他的事做爲了自己的責任。先是致函時任教育部次長的陳布雷，聲言羅隆基所作文字，並無“惡意”詆譭，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對輿論界貢獻在於用真實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黨部與政府認爲有不當之處可以書面駁辯，或通過法律干涉。
於是便有了胡適1月18日信中的，‘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築在‘互相認識’之上。或許，胡適清楚，在國民黨的那個專制政權下，陳布雷就是想幫忙也未必有力量，便將《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兩份，“一份贈與先生，一份乞先生轉贈介石先生”。
前面提到過，胡適對蔣介石還是有一些好感的，也寄希望於此人。只是，最終的結果，羅隆基的事終於無可挽回，羅只好以譯文賣稿爲生。
所謂無心栽柳柳成蔭，胡適送蔣先生的雜誌還是沒有白送。因爲1931年10月14日的《申報》，登載“南京專電”稱：“丁文江，胡適，來京謁蔣。此來系奉蔣召，對大局有所垂詢。國府以丁、胡卓識碩學，擬聘爲立法委員，俾展其所長，效力黨國。將提14日中政會簡任。”
也就是說，這年10月，胡適又到上海蔘加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前，他與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晉見蔣介石。
如果蔣介石真的特別召見胡適、丁文江，“垂詢”大局，在蔣氏的那一面，對胡適是相當的器重了。因此，有說，這便是胡適第一次晉見蔣介石。謁蔣以後，他便迅速去上海開會，會畢又迅即北上。
但是，對此，相關方面是有爭議的。因爲，這在胡適自己的日記裏有明確的記錄：1932年11月28日，前一天他應王世傑邀請，來武漢大學講學。蔣介石此時也在武漢。28日上午參觀了武大後，“下午七時，過江，在蔣介石先生寓內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見。飯時蔣夫人也出來相見，今晚客有陳布雷，裴復恆”。
按胡適日記的說法，他第一次見蔣，時間是一年多以後，地點是武漢而不是南京。
這麼大的事，胡適的日記是不會記錯的。而毫無疑問，無論有多少理由，比如，有說對這次見面，“胡適、丁文江與蔣介石當局之間，大約達成了某種諒解，但又都希望‘絕無痕跡’”。但是，憑胡適的人品，他的日記應當更可信。
只是，胡適此時得到蔣某人的青睞，這應該是事實。因爲，1931年11月11日，蔣介石致電胡適：“財政委員會業經組織成立，茲定於本月15日上午九時在國民政府開第一次會議，即希屆時出席爲荷。委員長蔣中正。真(十一日)”報上也公佈了該委組織大綱及委員名單，胡適以“學者”身份與蔣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腦同列委員。
只是因爲胡適“北歸後即病”，未能出席會議。
胡適得此際遇，除了他託陳布雷帶給蔣雜誌外，或許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適關於“約法”的意見，以及和胡漢民那場筆墨官司。
此時的蔣介石與胡漢民之間，在約法問題上正鬧得不可開交。按照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長原本是由國民黨中常會選出，如若按照孫中山所定《建國大綱》規定，“憲法未頒佈以前，各院長皆歸總統任免而督率之”。如此一來，有了約法的話，五院院長則將由總統“任免而督率之”。
在1928年8月的二屆五中全會上，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王世傑等人在蔣介石的授意之下，分別提出請制定約法的提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