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人心曲曲灣灣水，世事重重疊疊山。”
“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容忍哪裏是什麼稟賦，不過是重重磨難而無能爲力，又有着一個遙遠的信念，爲了這個遙遠的信念，做了不肯捨棄的捨棄，不願堅持的堅持。我明白了，該歌頌的不是‘容忍’這所謂的美德，而是‘容忍’背後那遙遠的信念。”
“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一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李莘伯辦的《安徽白話報》上發表《論承繼之不近人情》：…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永遠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你看那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名譽，萬古流傳，永不湮沒；全社會都崇拜他們，紀念他們；無論他們有子孫沒有子孫，我們紀念着他們，總不少減；也只爲他們有功於社會，所以社會永遠感謝他們，紀念他們。”
“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一個人就是他所喫的東西，所以達柯塔的務農者，加利芳尼亞的種果者，以及千百萬別的糧食供給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就是他所想的東西，所以凡曾於他有所左右的人，蘇格拉底（Soc
ates）、柏拉圖（Plato）、孔子以至於他本區交匯的牧師和撫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個人也就是他所享樂的東西，所以無數美術家和以技取悅的人，無論現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無名，崇尚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諸如此類，以至於無窮。”
“我喜歡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教我不怕。我信服他們的話，因爲他們教我不怕。”
“梁先生（梁啓超）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爲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着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
前邊提到過，1930年11月底，胡適離滬北上的幾個原因。應該說，離開上海這個談人權而引起麻煩的是非之地，也是考量之一。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離開了上海，麻煩仍緊跟其後，甚至沒等離開，麻煩就找上門了。
胡適離滬之前，中國公學又發生風潮。胡適本來早於5月獲准辭職了，但他推薦的繼任者馬君武先生，一切照舊江山如故，在當局看來，這簡直是和胡適沒有離開不二。於是，有關方面便運動黨人于右任先生出長中公，因即引起風潮。
上海市黨部爲此又在報上發表宣言，極力攻擊胡適，並翻出談人權的老賬來清算，其中言道：“自胡適潦倒海上，執掌該校後，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編《新月》雜誌，放言怪論，詆譭總理，狂評主義，誣衊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黨國之論，無所不用其極。”
他們咒罵胡適爲“反動文孽”，說他在中公風潮中“仍猖獗不已”，出面調停，實則是“教唆少數學生重起擁馬風潮”，甚至殺氣騰騰地宣稱國民黨人士“莫不欲得胡適以謝天下”。
胡漢民在講演中說：“最近見到中國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謂哲學博士在《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一篇長長的論文，認爲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是中國急切的要求。……在他個人無論是想借此取得帝國主義者的贊助和榮寵，或發揮他“遇見溥儀稱皇上”的自由，然而影響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險惡，行爲之卑劣，真可以“不與共中國”了。”
胡漢民是留日出身，早年參加同盟會。孫中山辦《建設》雜誌時，他曾與廖仲愷、朱執信等，跟胡適討論過“井田制度”。那時，國民黨和胡漢民本人都是風雨飄搖，對胡適是“先生”長“先生”短的書信往還，煞是親熱。十年之後，胡漢民已貴爲立法院長，國民黨中央的“胡委員”了，豈是當年討論井田的胡漢民可比！
受了這樣一位黨國要人的無端訓斥，胡博士又豈能忍氣吞聲？他於離滬北上的前三日看到此文，便寫信質問，要求胡漢民指出在哪一天的什麼《倫敦泰晤士報》上登有胡適的什麼長長的文章。這一下可將了胡漢民的軍。他本不會英文，自然沒見過《泰晤士報》，也沒有見過胡適的什麼文章，只不過是聽了某人投其所好的挑撥言詞，便率爾興師問罪。接讀了胡適的信，他怎麼能答覆?只好推給祕書處代答，敷衍了事。
“胡委員隨從祕書處”的代答，頗爲滑稽。一方面承認胡漢民是聽“友人”說的，不是自己“見到”；也不是胡適發表什麼文章，而是《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稱述中國某哲學博士之言論”。這樣說來，胡委員的演說信口開河，又率爾發表於報章，至少有不察之過的；但是胡委員卻硬說是“近極端言論自由者之過”。
官僚權勢者們大約都習慣於這種蠻橫態度。另一面，胡漢民的演說，明明是對着胡適，代答卻又詭辯說，“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這就使胡適明知受了誣詆，卻也不好追究了。
那時，胡政之寫的《新都印象記(二)》，也記有胡漢民的上述談話。胡適便寫信去詢問。胡政之覆信說，胡漢民當日確是指名道姓，針對胡適而發。這使胡適更明白了黨國要人對他態度。
但更使胡適感到驚異的是胡政之覆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再者：“來函受過北平公安局檢查，亦殊可異。敝處每日得北平文件甚多，久未見檢查圖記，茲寄還函面，乞注意。”
即是說，胡適遷居北平以後，當局對他的言論仍十分注意，往來信件也要受公安局的非法檢查。
胡適離開上海，本意也想爲留在上海的《新月》雜誌的同仁們減輕壓力，但同樣事與願違。他離開，《新月》雜誌仍不時遭國民黨當局的扣留與查禁，主要撰稿人羅隆基甚至遭拘捕。
羅隆基經保釋後，他作了《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一文，載在《新月》第3卷3期上。當局又認爲該文“挾忿詆譭”，要求光華大學撤銷羅隆基的教授職務。敲破他的飯碗，自然這也是當局對他和胡適一起談人權的事的秋後算賬。
1931年初，胡適去上海蔘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第五次常會，他藉機努力爲羅隆基和《新月》的事奔走。胡適本不願與國民黨上層打交道，但爲了羅隆基和《新月》，不得不破例。1月18日，他託人帶《新月》雜誌兩份，送給蔣介石和他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同時給陳布雷寫了信。
信中言道：“鄙意‘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建築在‘互相認識’之上。故託井羊先生帶上《新月》2卷全部及3卷已出之3期各兩份，一份贈與先生，一份乞先生轉贈介石先生。《新月》談政治起於2卷4期，甚盼先生們能騰出一部分時間，稍稍流覽這幾期的言論。該‘沒收焚燬’(中宣部密令中語)，或該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但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來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