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初創，胡適因學生羅家倫在政府裏當了官，便致信羅氏，希望他提出建議：“由政府規定以後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條約，都須用國語，並須加標點，分段”。他很盼望黨政要人吳稚暉、蔡元培、蔣介石、胡漢民諸公，也能贊助此事。
但胡適等人的意見，顯然沒得到重視。政府的一切公文，各種報紙，依舊是文言、駢文滿天飛。在胡適看來，這簡直連北洋軍閥政府都不如。1920年，徐世昌做總統，傅嶽芬當教育總長時，還下令廢止小學的文言課本，改用國語課本。
只是，報紙和公文依舊用古文，學了白話文而不能看報，不能在社會上應用，誰還肯熱心去學。因此胡適一直希望政府公文和報紙改用白話。
見國民黨的新政府對此無動於衷，胡適一怒之下，便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裏，尖銳批評道：“國民黨當國已近兩年了，到了今日，我們還不得不讀駢文的函電，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報，文言的法令!……一個革命的政府居然維持古文駢文的壽命，豈不是連徐世昌傅嶽芬的膽氣都沒有嗎？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1934年5月間，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搞起了一個“中小學文言運動”。
汪懋祖，13歲中秀才，15歲入蘇州府中學堂，旋轉入上海廣方言館，後畢業於江蘇高等學堂。
民國元年(1912年)至天津入北洋高等學校工礦科。民國5年赴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學士教育院，受教於杜威，獲碩士學位，後被哈佛大學聘爲研究員。
民國9年回國，歷任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哲學系主任兼教授、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系主任兼教授、江蘇省督學等職。先後加入中國科學社、中華教育改進社、教育學會、兒童教育會、鄉村教育社、職業教育社等學術團體。
民國16年7月，辭去大學教授及督學等職，返家鄉創辦蘇州中學，民國19年被全國教育學會聘爲專家會員。抗日戰爭期間，任昆明西南聯大等高等院校教授。抗日勝利後，返回蘇州，任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民國38年1月10日病逝於蘇州。着有《美國教育徹覽》、《教育學》等。
這樣一個人都對文言文情有獨鍾，可見傳統的力量有多強大。
進步文化界對這種迷戀古文的論調，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獨立評論》發表了任叔永的《爲全國小學生請命》，胡適也發表了《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等幾篇文章。
胡氏在分析批駁了汪、許的文言主張之後，指出：“我深信白話文學是必然能繼長增高的發展的，我也深信白話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天會比一天擡高的。在那第一流的白話文學完全奠定標準國語之前，頑固的反對總是時時會有的。對付這種頑固的反對，不能全靠政府的‘再革一下命’……雖然那也可以加速教育工具的進步，——必須還靠第一流的白話文學的增多。”
至於讀經，胡適同意傅斯年的觀點，認爲“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拿這些來教兒童，教員不是渾沌混過，便是自欺欺人。因此，“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讀經的論調，本是沉滓泛起，進步文化界稍加批駁，便又沉落下去了。論爭便很快轉爲“大衆語”的討論。
這是關於文藝大衆化討論在語言問題上的繼續。人們提倡大衆語，是“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要做到“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而且還要成爲“大衆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
這場討論是爲大衆着想的，對於促進新文學與廣大羣衆相結合，具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意義。
但討論中，也有人借“大衆語”來否定“五四式白話”，要把白話與文言文一起拋棄。這種行爲被魯迅斥爲“狗才”，“雖然好像很激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魯迅認爲，提倡大衆語，應該做“更淺顯的白話文”；而關鍵在於作者須是“大衆中的一個人”，“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他針對一些人把大衆語同白話對立起來的錯誤傾向，指出：“大衆語不是在白話之外的一種特別語言文字，所謂‘大衆化’，是指‘能夠把白話做到最大多數人懂得的本領’……現在許多空談大衆語的人，自己就不會說大衆的話，不會做大衆的文，偏要怪白話不大衆化，這真是不會寫字怪筆禿了。白話本來是大衆的話，決沒有不可以回到大衆去的道理。時下文人做的文字所以不能大衆化，只是因爲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大衆的存在。因爲他們心裏眼裏全沒有大衆，所以他們亂用文言的成語套語，濫用許多不曾分析過的新名詞；文法是不中不西的，語氣是不文不白的；翻譯是硬譯，做文章是懶做。……這樣嘴裏有大衆而心裏從來不肯體貼大衆的人，就是真肯‘到民間去’，他們也學不會說大衆話的。”
胡適認爲提倡大衆語的人，“都應該先訓練自己做一種最大多數人看得懂，聽得懂的文章”。既要爲識字的大衆着想，也要爲不識字的大衆着想。要做到“用一個字，不要忘了大衆；造一句句子，不要忘了大衆；說一個比喻，不要忘了大衆。這樣訓練的結果，自然是大衆語了”。胡適的這些見解，批評時弊，深中肯綮；又將大衆語，歸結爲作者對大衆的責任心和思想感情問題，無疑是很實際而且深刻的。
在此期間，胡適作爲北大文學院院長，還對北大的新生考試製度的改革提出了新的建議。
此事的起因是胡適在中國公學的學生吳晗轉學北大沒有成功，當時北大的規定是想轉學的學生得與新生一起參加入學考試，合格後再參加轉學考試。吳晗就是因爲參加入學考試沒有通過，被北大拒之門外。胡適主張文、理科入學考試應有所偏重。
胡適在文學院院長任期內的另一項改革，是規定文科各系的新生都要必修科學概論、哲學概論和中國通史三門課。這三門公共必修課由系主任負責制定教學計劃，按照每次課的內容邀請校內外着名學者講授。胡適本人親自講授科學概論一課的“引論”和“結論”部分。其他部分則由各科教授主講。
如江澤涵等人講“數學方法.論”，薩本棟等人講“物理學方法.論”，曾昭掄講“化學方法.論”，丁文江講“地質學方法.論”，周炳琳講“經濟學方法.論”等。“科學概論”一課對於拓展學生的學科視野，培養科學的思維和方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也體現了胡適一貫的教育理念和對北大培養具有廣博學識的高層次人才的期望。
這一年的3月8日，胡適在河北省立法商學院演講《做學問的方法》。談做學問的兩個條件：充分的工具和做學問的習慣。他認爲有了這兩個條件，方法已在其中了。科學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懶惰，是肯虛心的人做學問的方法。說破了不值半文錢，學起來可要畢生的努力。最後，胡適說，單有方法，還是不夠，必須還要尋真材料、活材料、實材料。
5月19日，胡適完成了近五萬字的長篇論文《說儒》，這是胡適此段時間最主要的學術論着。胡適在《一九三四年的回憶》一文中自我評價說：“這篇《說儒》的理論大概是可以成立的，這些理論的成立可以使中國古史研究起一個革命。”
是年胡適完成的第二篇論學文字是陳垣《元典章校補》序，後改名《校勘學方法.論》，刊載在《國學季刊》上。胡適在此文中主張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意在重新奠定中國的校勘學。
8月17日，胡適作《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一文，針對當時的“教育破產”論，胡適指出：“今日中國教育的一切毛病，都是由於我們對教育太沒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錢。教育所以破產，都因爲教育太少了，太不夠了。教育的失敗，正因爲我們今日還不曾真正有教育。……欲要救濟教育的失敗，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擴大那個下層的基礎，就是要下決心在最短年限內做到初等義務教育的普及。”
9月3日夜，胡適作《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一文，指出“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新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
<!--1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