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中基會第九次常會在上海舉行，胡適提議修正中基會章則案獲得通過。
10月，日本陰謀策劃華北五省自治,11月17日，胡適作《用統一的力量守衛國家》一文。
11月19日，宋哲元在北平招待教育界人士，報告日本人策劃“華北自治”的陰謀，胡適與傅斯年都慷慨陳詞，堅決反對“冀、察特殊化”。
11月24日夜，胡適作《華北問題》一文。
爲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策動親日派漢奸搞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活動，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學校的愛國青年學生，舉行了轟轟烈烈的愛國示威遊行。
隊伍在天安門集齊，經新華門，繞什剎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嚴整，沿途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華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迎着凜冽的寒風，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呼號。沿途遭遇到的卻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衝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有的學生受傷，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學生總罷課，接着全國各地學生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這便是着名的“一二九”運動。
胡適對學生運動，有他自己的看法。
1920年5月4日，五四運動一週年紀念，胡適和蔣夢麟聯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他們認爲：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治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他們舉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漢末的太學生，宋代的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在的獨立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與‘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都是有發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適在北京大學作了關於《學生與社會》的演講。其中說：“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係，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他說因爲中過受過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負的改良的責任，則當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華大學，胡適在紀念“五四”演講中稱：“‘五四’運動也可證明歷史上的一個公式，就是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府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干涉政治的責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學生，明朝東林黨，都是在變態的國家裏干涉過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歐洲的革命，法國俄國的革命，也是學生鬧起來的。常態的國家就不然了。英國美國的學生從來不幹政治，就是因爲他們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用不着他們來干涉。要想避免學生干政，就得要“智識高深、體力強健、經驗豐富的中年出來把政治幹好”，使政治早日上軌道，否則禁止學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適在《論學.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動全國的學.潮，都起於外交或政治問題。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現象：凡一國的政治沒有上軌道，沒有和平改換政權的制度，又沒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機關，那麼，鼓動政治改革的責任總落在青年智識分子的肩膀上。”
胡適通過中國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和外國現狀的對比，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他一生中屢次表達過這樣的觀點。
爲什麼是青年學生呢，他說這個道理很簡單：“中年老年的人，壯氣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肯輕易參加各種帶有危險性的政治活動。只有少年學生的感情是容易衝動的，膽子是大的；他們沒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壓倒情緒，所以他們一受了義憤的鼓動，往往能冒大險，做出大犧牲，不肯瞻前顧後，也不能遲徊猶豫。……因爲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沒有家眷兒女的顧慮，敢於跟着個人的信仰去冒險奮鬥，所以他們的政治活動往往是由於很純潔的衝動，至少我們可以說是由於很自然的衝動。”
近代中國，正是胡適所說的那種內憂外患、王綱解紐、軍閥割據的變態社會。因此，胡適上是同情、理解學生運動的。他說，“許多學生都是不願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爲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刺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麼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
然而，他又很反對知識分子“心有旁鶩，荒置學業，動不動就心動過速，血壓升高，痛哭流涕，請願遊行”。他主張知識分子應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稍安勿動，鎮靜向學”。
1920年紀念五四一週年時，胡適就說過，“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講話中，胡適也曾說過，“這幾年的經驗給我們的教訓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罷課一件武器，無損於敵人而大有害於自己，是最無用的。”
對於學子，胡適的基本主張是“安心向學”。退一步講，“倘實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罷課、遊行、請願此類‘合羣的愛國’的事情，而應“用個人運動代羣衆運動”。
1920年，10月11日，胡適在北大開學的演講中說道：“學生宜有決心，以後不可再罷課了。今年事變無窮，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們應該決心求學；天塌下來，我們還是要求學。如果實在忍不住，儘可個人行動；手槍，炸彈，祕密組織，公開行動，都可以。但不可再罷課。”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無望憤而辭職後，胡適用個人行動表示了堅決的支持。但是，他說：“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許多對於蔡先生抗議的精神極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儘可以採取個人行動的方式，不必牽動學校。如有贊成他的不合作主義的，儘可以自行抗議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極的，儘可以進一步作積極的準備；個人行動也好，祕密結合也好，公開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牽動學校。”
他認爲集體行動會給學生“養成倚賴羣衆的噁心理”，“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卻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卻躲在大衆羣裏跟着吶喊。這種倚賴羣衆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