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和9月7日，胡適分別對上海和北平的記者談到此計劃和教授面臨溫飽問題以及學.潮等問題。胡適強調，教授們喫不飽，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談都是白費。對於中國的大學教育，胡適主張走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
他說，國家經濟力量不足，勢難做到普遍提高教育經費。因此提議前五年預選五所大學，給予這些大學充分的經費，使其發展成爲全國乃至全世界有名的大學。再過五年，再選擇五所優秀國立大學，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
胡適說，根據調查，本年共錄取自費、公費留學生2000餘人，如果按照每人2000美元計算，一共要400萬美元。如果用這筆錢作爲五所大學的經費，可以使這五所大學得到完善而成名。胡適說，現在可以提供第一期經費支持的大學是：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這五所大學戰前已經具備很好的基礎，如果能夠得到充分的經費支持，一定可以成爲世界有名的高等學府。至於第二個五年計劃，還要視以後各大學自身的發展而定。這樣經過五年、十年之後，中國可望有五所至十所設備完善、學術獨立的真正大學。
關於學.潮，胡適認爲學者應爲己，先充實發展自己；爲己有餘，始可爲人。學生貼標語，喊口號，罷幾天課，不能解決問題。胡適再度提到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名言：“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他說，“現在一個教授薪水不如茶役，然而仍有人願意繼續執教，學生破衣破鞋不怕，國家之有救，就在此了”。
不久，胡適寫成《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文，發表於當年9月28日的《中央日報》。
在中國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這是胡適終生的夙願。這一點，從他1913年初寫《非留學篇》，到他1947年9月在《中央日報》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中不難看出。
非留學篇》，顧名思義，就是批判中國留學政策的不當。胡適認爲，留學只是“救急之圖，而非久長之計”，“久長之計乃在振興國內之高等教育。是故當以國內高等教育爲主，而以留學爲賓；當以留學爲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之預備，而不當以國內高等教育爲留學之預備”。
胡適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如此前所說“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爲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爲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他說:“這個十年計劃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後，再加上五個大學。”
胡適說：“我很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覺的十年計劃，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生了。
“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部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能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與學術進展的責任。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爲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爲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這個十年計劃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後，再加上五個大學。這個分兩期的方法有幾種好處。第一，國家的人才與財力恐怕不夠同時發展十個第一流的大學；第二，先用國家力量培植五個大學，可以鼓勵其他大學努力向上，爭取第二期五個大學的地位。
“五，在第二個五年裏，繼續培植前期五個大學之外，再挑選五個大學，用同樣的大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在短期內發展成爲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六，在這十年裏，對於其餘的四十多個國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應該充分增加他們的經費，擴充他們的設備，使他們有繼續整頓發展的機會，使他們成爲各地最好的大學。對於有成績的私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也應該繼續民國二十二年以來補助私立學校的政策，給他們適當的補充費，使他們能繼續發展。七，在選擇每一期的五個大學之中，私立的學校與國立的學校應該有同樣被挑選的機會，選擇的標準應該注重人才、設備、研究成績。八，這個十年計劃應該包括整個大學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應該包括“大學”的觀念的根本改換。
“近年所爭的幾個學院以上纔可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纔是真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儘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從這個新的“大學”觀念出發，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徹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例如現行的學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學位的規定最足以阻障大學研究所的發展。這部分的法令公佈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實行，政府應該早日接受去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建議，“博士候選人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自行審查考試，審覈考試合格者，由該校院授予博士學位。”今日爲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爲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所的尊嚴，爲了要減少出洋鍍金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擔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這是我的建議的大概。這裏面我認爲最要又最簡單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是用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大學的計劃。眼前的人才實在不夠分配到一百多個大學與學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統計，全國有二十八個國立大學，十八個國立學院，二十個私立大學，十三個省立學院，二十一個私立學院，共計一百個。此外還有四十八個公私立專科學校。）試問中國第一流的物理學者，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中國專治西洋歷史有成績的，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這都是大學必不可少的學科，而人才稀少如此。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宜的工作條件，使他們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們可以替全國訓練將來的師資與工作人員，有了這五個十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着獨立的地位……”
儘管現實情況很糟糕，但胡適還在爲國家的高等教育雄心勃勃地規劃設計藍圖。
10月13日，胡適到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備委員會，負責人文組審查會的召集。到17日，確定院士150個候選人名單。
10月18日，胡適在南京見到在英國參加完太平洋學會回來的蔣夢麟。胡適希望將北大校長之職“還給”蔣夢麟，這也是他此次南下的主要目的，但蔣夢麟不肯答應。
10月21日，胡適在考試院作《考試與教育》的演講，先是介紹了中國歷史上的考試製度及其影響，最後指出當時社會對教育與考試不夠重視，他說：“我有三十二張博士文憑(有一張是自己用功得來，另三十張是名譽博士)，又當了大學校長，但是我所拿的薪津，和一個銀行練習生相差不多。我並不是拿錢做標準來較量，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如何能使社會上的人士對考試及格的人起一種信仰呢?”